【我與社運】嗚咽的後勁溪在淌血

文☉李根政（台灣綠黨召集人、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 ）、蔡卉荀（地球公民基金會能源與產業部主任）

　　日月光偷排毒鎳廢水，讓後勁溪又再次上了新聞。後勁溪全長21公里，流域面積約73.45平方公里，發源於大社觀音山，到八卦寮，開始被工廠夾擠：左為台塑仁武廠、中油高雄廠、楠梓加工出口區，右有仁武工業區、大社工業區、竹仔門工業區、西青埔垃圾場，然後才是仕隆圳與援中港圳取水口，供應橋頭與燕巢共1390公頃農田用水，再經過梓官養殖漁區，從援中港入海。

　　從1960年代中油在上游設廠後，帶動周邊石化業發展，大量含有強酸、重金屬、有機毒化物的工業廢水排入後勁溪再流入農田，高雄農田水利會每年引入360萬噸高屏溪水來稀釋，仍無法阻止農田逐年減少。廢水偷排頻傳，2009年台塑仁武廠地下水超標30萬倍隱匿8年不報、2011年中油3年內偷排55次，到2年日月光違法被抓包7次，無論公私營均無視於對農漁業與生態環境的衝擊。而後勁溪只是台灣眾多嗚咽河川之一。

　　為何廠商屢犯不改？依據現行《水污法》最高只能罰60萬，對日月光這種年收2000億的大廠根本不痛不癢。環保署主張用《行政罰法》向廠商追討「不當利得」，但經廠商上訴後，實收非常有限。「停工」就是讓廠商有感又符合社會期待的手段，但國內並不輕易裁處停工，如何要求廠商不得轉嫁懲處到勞工身上、復工後如何確保不會再犯，都欠缺更仔細的規範。 

透過政策從頭把關

　　層出不窮的污染違法事件，證實以上手段仍不足以嚇阻不良業者，環保署與立法院應當修改《水污法》，視污染情節、企業規模加重刑責；同時公開包含廠商主動公開使用的化學物質排放的濃度與數量、環保機關的裁罰資訊，而不是等到出事才讓媒體報導，這樣才能讓居民、下游農漁民、社區巡守隊掌握完整的環境資訊，讓上下游廠商、銀行透過消費與金融的力量，淘汰不友善環境的廠商，促使企業真正負起社會責任。

　　除了末端環保管制，更應禁止工廠或工業區鄰近農漁業區或設於上游，因此內政部與經濟部應該推動國土計劃、河川流域管理，計算環境承載量，規劃限制開發區，並輔導工廠清潔生產、資訊透明。農委會、衛福部則應該針對高污染風險區進行農糧研究、風險評估、流行病調查，為糧食安全與國人健康把關。
染紅破碎的河川大地讓全台心痛，掌握權力和資訊的政府，透過政策與法規從源頭把關，這遠比末端查緝更有效。人民除了譴責、抵制企業，千萬別忘了也要督促政府做點實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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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反省】李玉坤：中油關廠後，希望可以從後勁直接走到半屏山

李根政@2013.10.10

筆者在李玉坤先生帶領下，參訪了後勁僅存的幾座老宅。圖為林宅，一棟200多年的老房子，地基取材自半屏山的硓咕石。

在中油未設立煉油廠之前，後勁人的生存發展、生活模式與半屏山關係密切，半屏山儲存、釋放了豐沛的地下水，提供農業灌溉水，而硓咕石則為建築房舍的重要建材，通常做為牆身下半部的石堵，其上再輔以夯土而成，其材料皆取自半屏山或其山麓。

如今，後勁僅存的少數老宅，仍可窺見其樣式。然而，高雄中油廠廠的設立，從此將後勁人和半屏山隔離了，切斷了這條自然與人文臍帶，有好多次，玉坤兄提到關於五輕關廠後的卑微夢想，不過就是希望可以回到從前，讓後勁人可以直接從社區走到半屏山，沒有中油的阻礙。

【工業污染】我庄，保生大帝與後勁反五輕

文@李根政（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

 

2004年，有感於大高雄是台灣工業污染重鎮，想要去面對此一環保運動失落的大塊，我的第一站是去拜訪後勁。

後勁反五輕是可歌可頌的反污染與民主運動，創造了許多第一。1990年舉辦全台第一次公投，當時有60.8％堅決反對五輕廠設立，39.2%同意協商，投票率66.4%[1]；1987年至1990年，進行了長達三年一千多個日子的圍廠、請願、街頭抗爭，長期作戰的動員能量超越任何運動。雖然在郝柏村帶領軍警強勢鎮壓下，五輕廠仍然興建，但二十幾年來，他們緊咬著25年遷廠的政治承諾，持續進行組織動員，立場未曾鬆動，地方民代拒絕任何收買。這股後勁十足的社會力，到底從何而來，至今尚未完全窺其唐奧。

從黑髮抗爭到白髮的李玉坤先生，是我了解後勁重要的窗口。我常請教他，為什麼後勁人可以堅定的反五輕，他的答案是信仰的力量，有神明當靠山。1987年，當政府宣佈要在後勁興建第五輕油裂解廠，不同信眾陸續在萬應公與有應公，鳳屏宮問是否「反五輕」，結果分別擲出了六次的「立杯（筊）」，最後由爐主陳財向聖雲宮保生大帝請示是否反五輕，結果連續出現了六個聖杯。老祖將整個社區的力量團結起來，之後並數次顯露神蹟，一再強化後勁人反五輕的意志。

 

△現在的聖雲宮於1990年開始興建，1995年完工，花費台幣1億8,000萬，可見信徒之虔誠與重視李根政2013.10.10攝

△老祖多次顯靈的指標，違反物理定律的「立杯」，圖為2013年初的立杯。

後勁是來自明鄭王朝七十二兵鎮屯兵勁旅，成立至今近400年，位處半屏山和後勁溪之間的平野，因土地肥沃、水量充沛，早期為高雄--楠梓地區最大的農耕區。李玉坤先生提到，可能是鄭氏之軍事移民的後代，讓後勁人始終潛藏著「反清復明」的意識，從清代以來就不妥協於當局，歷來選舉習慣挺反對黨，支持弱勢與在野，70年代，高雄市長選舉，後勁人大部分票投反對派的洪昭男，而不是王玉雲。也就說，後勁人似乎有著特殊的集體人格底蘊，不僅反映在反五輕，也反映於日常的政治態度上。

後勁開庄之後，主要奉祀的神明是保生大帝，明鄭至清代早期稱「慈濟宮」，原本安奉於半屏山東北側山下，從遠處觀之，水氣重時彷若置身雲霧且發出光芒，因而稱之為聖雲宮，1830年才遷建至現址。日治時代曾被日本人廢祀改為派出所及眷舍，神像被移送大岡山超峰寺丟棄，爾後經神明指點才由後勁人於暗夜偷渡回庄，重新奉祀。二戰後期，美軍以煉油廠為攻擊目標，居民原本要大舉逃難，然在老祖指點下，留於社內的人，奇蹟似的躲過戰禍，從此，後勁人對老祖的信仰更加堅定，老祖成了後勁庄人凝聚民族意識之精神堡壘與救星。因而，當老祖指示要反五輕時，後勁人更理直氣壯、義無反顧。

老祖在後勁算是所有神明之首座，統領了後勁的四座公廟，1964年登記成立四廟合一的「後勁廟產管理委員會」[2]，委員產生的制度迭有更改，2013年規定，凡在地定居超過30年可自由登記擔任委員，而鄰長是當然代表，如果登記超過委員人數，則採全民投票方式，四廟財產一體的設計，不僅避免社區分裂，也維繫了常態的民主運作經驗與精神，也成為反五輕過程中極大的助力。廟產管理委員會，在1987年8月經信徒代表大會全體無異議通過200萬反五輕的資金，20幾年來，始終是反五輕最重要的組織和資金基礎。

2008年1月7日，由於中油在半年連續三次的大爆炸，後勁人在中油新北門展開新一波的圍廠行動，筆者見證了此一圍廠的過程。一開始，先搭起帳棚，隨即佈置神桌，奉請保生大帝坐鎮，接著就開始由社區人士輪值圍廠。1月28日，後勁居民召開里民大會，決定持續圍廠，決議動員五里102鄰，每日每鄰派一人參加，直到中油有明確回應為止，同時宣布凡有人在抗爭過受傷等，悉由廟產負責照顧。在神明的坐鎮下，後勁人在新北門的圍廠行動，一圍就是221天，直到8月13日經濟部政務次長鄧振中南下後勁，重申政府遷廠承諾不變後才劃下句點。

保生大帝反五輕，神明指示要團結抗爭反污染，顛覆了我對傳統信仰的認知。今年，陳玉峯教授出了一本新書--蘇府王爺，藉由出生於布袋新塭的蘇振輝先生的生平，帶領我們進入了鄭氏王朝反清復明的思想，如何轉化為王爺信仰，以隱性或迷信故事之姿世代傳承。我的粗淺田野訪問，無法證明後勁子民，是否正延續著反清復明對當權者的反抗意志，但卻深刻體會到，宗教信仰和社區文化風格，確是反五輕的主要支柱。

近十年來，我陸續走過大社、仁武、林園、大林蒲、後勁等工業區週邊的聚落，參與了許多環保運動，歸納出一點經驗：一個地區「自然資本」的豐厚程度，是對抗工業巨獸、開發案成敗最重要的條件。試問，如果美濃沒有好山好水；如果彰化海岸沒有寬闊的溼地、瀕危的白海豚，數百年養蚵的傳統，如何喚起國人共同反水庫、反工業巨獸？ 而像後勁這樣被污染得面目全非，已失去動人自然資本的地方，能信靠的就是本文所粗略紀錄的「人文資本」。

今年，林生祥和鍾永豐先生的新專輯「我庄」，深度探討了知識份子和我庄的疏離。某種程度也反應了我自身的經驗，金門老家的宗族體系與信仰組織，和黨國體系的社會控制混成一體，造成我對「我庄」認同上的疏離。

與後勁的結緣，給我等離棄「我庄」的讀冊人，一個回溯出生銘印的機會，刺激我等想想：是否該回溯「我庄」的文化基礎，創造出當代可以安身立命的價值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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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0年5月6日，後勁地區在政府同意下，針對五輕興建議題舉辦了台灣在《公民投票法》確立前首次的公民投票；在66.4%的投票率之下，「堅決反對」者有60.8%，「同意協商」者有39.2%。據李玉坤先生表示：當時屬後勁舊社區的四個里（錦屏、玉屏、稔田、金田里），高達90%以上都投了反對五輕的票，而現屬翠屏里的居民則大部分支持五輕，該里主要是來自海軍、中油、楠梓加工出口區的外來人口。

[2] 四廟指的是聖雲宮（保生大帝）、鳳屏宮（神農大帝）、福德祠（福德正神），以及萬應公和有應公合祀等。

【我與社運】悼一位真摯瀟灑的反核青年--陳炯霖

李根政@2013.7.25

從臉書上傳來炯霖落海失蹤的訊息後，我和大家一樣都期盼著有奇蹟，
但老天爺帶走了他，偉傑說：這個世界終究關不住他。

我跟炯霖只見過幾次面，一次是日本導演鐮仲瞳在高雄影展期間，
主辦人--尚恩在御書房辦了一場小型論壇（2011.10.25）。
由我和簡秀芽、王敏玲、蔡卉荀與鐮導對話，
炯霖流利的翻譯真是令我們大開眼界，最厲害的就是從日語直接翻成很有味道的台語。

另一次是他帶著一群台、日、韓的朋友，環島走了一趟「跨越國界，找回自己之台灣巡禮」
2011年12月9日一行人來到高雄，借宿在辦公室，順便跟專職和義工做了分享。
談些什麼已忘了，只記得他們隨意的坐在地板上，團員們一邊彈著吉他、直笛，一邊分享的情景。
炯霖給我感覺就是被太陽晒得「黑金、黑金」充滿活力、真摯而瀟灑的年輕人。

看到這麼有才華的年輕人，我有一度動念想請他來地球公民工作。
沒想到，炯霖就這樣走到另一世界。

時局真亂，炯霖的離世，特別令人傷感。
有時在想，他是不是故意往大海中游，不想回來了。

【我與社運】二杯咖啡

李根政@2013.7.13

七月初，和妻回鄉的四天中，幾經斟酌，終於撥了電話約了洪君見個面，洪君在已修繕再利用的831--軍樂（妓）園建築內經營咖啡店，我和妻子於午后在這個充滿書香藝文氣息的奇特空間內，享用著洪先生手沖的好咖啡，香醇順口。

但更令人悸動的是，聽著眼前這位小我一歲，一身素淨，略帶文藝青年氣息的洪君，述說著這二年間的生命轉折，洪君回鄉其實是為了養老，一開始經營民宿，接著標下這間咖啡店的經營權，卻在幾個月前看到浯江溪口的道路開發案，在等不到任何人發聲阻止這毀壞生態與人文記憶的工程，於是和一群年青朋友，組織起「浯江守護聯盟」，挺身投入金門的生態保護與關注社會公義。

此刻的洪君，從養老心情轉變成環保鬥士，肉身雖是不慍不火的「文藝中年」樣，但卻充滿生命力。這杯咖啡令我心情振奮，對老家重新燃起一股希望。

隔一天，我們去拜訪住在慈湖邊的老友--楊君。十五年前我和一群畫友，曾經利用寒暑假在金門的鄉野背著畫具到處寫生，還一起開了「趨山走海」的畫展，楊君是其中一位。久未見面的楊君，在風光明媚的海邊蓋了棟容納一家三口的小房子，裡面有一間需要預約才開放的咖啡畫廊。楊君是咖啡達人，拉花手藝十分了得，凸起的奶泡可達3公分，圖案更是五花八門，「浯江守護聯盟」洪君的咖啡老師就是眼前的楊君，在這裡我們享用了金門最好喝的咖啡。

我們的話題除了咖啡，就是談「趨山走海」。在口鼻滿佈咖啡香氣中，楊君開始吐露十幾年來的心事。他說，十年來他已不曾跨出家門去畫畫，因為到處都是怪手、永不停歇的開發建設，老建築不是被推倒就是翻新，幾無想畫的景色。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但我瞄了楊君的眼睛裡似乎泛著薄薄的淚光。在旁的妻忍不住問了楊君：「你覺得鑽研咖啡算不算一種逃避？」

楊君是留學西班牙的美術碩士，藝術曾經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如今卻找不到往前走的動力，花俏高超的咖啡手藝，仍抹不去內心裡一股沈甸甸的無力感、失落感。

這杯咖啡喝得心有點痛。

旁記：

七月初，姊妹們陸續傳來八十幾歲母親身體狀況不穩的訊息，於是臨時決定回金門探視，仔細端詳拿下假牙的母親容顏，確實是老了。今年的四十五歲的我，在金門成長加上教書共二十年，在新竹唸了五年書，落腳高雄滿二十年，幸好家中兄弟姊妹多，替我陪伴老母親，少了後顧之憂，回家後，母親狀況回穩，放心多了。

最近幾個月間，金門出現了一群社運素人，自發性的組成浯江守護聯盟，主事的洪君曾經來電請求協助，儘管內心高興有這樣的新生組織，但由於地球公民的組織能量有限，實在分身乏術，也只能委婉告知無法參與。

二十歲回金門教書時，我曾經是軍管時期挑戰當局的憤青；背著畫具趨山走海，描繪故鄉風情的文藝青年。但二十五歲離開金門，接著投身於環保運動後，就不曾過問這座島嶼的公共事務，內心裡藏著一種近鄉情怯的懦弱。

面對金門宗族政治，喝酒打混的社會文化，一廂情願渴望兩岸和平，深陷中國的專制威權醬缸，民族主義的統戰，以及對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毫不珍視等，我有著深沈的無力感、孤單感。

感謝洪君等朋友的努力，讓我看到金門公民社會的一點曙光。

雖已邁入中年，但骨子裡仍是帶點憨直傻氣的鄉下小孩，並不是那麼習慣站在第一線，也不是那麼喜歡和他人主動論辯。每當生命要往前跨一步時，總是得從過往的生命去尋找內在的動力與勇氣，終究，每個人得面對自己的出身與銘印。

每個人都有個無憂無慮的養老夢，以及是對美好世界的渴望，但到頭來會發現，世界每個角落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不公義，一個活著的人，沒辦法把眼睛、耳朵摀起來假裝沒事。表面上，從事社會運動的人，每天面對世間的不公不義，還得用有限的肉身去抵抗，似乎是一種苦，但卻是透過每日的實踐，正面處理了生命的傷痕；但是，像楊君這樣敏感的藝術工作者，感知、覺查了外在世界的導致自身的痛苦，爾後墮入了深沈的無力感，其苦痛未必輕微。

對我來說，修復自己的身心和修復國土是同一件事。

當前，整個國家猶如在浮洲之上，載浮載沈。國土像是一具罹患了嚴重惡性腫瘤的肉身，層出不窮的個案則像是不斷轉移複製的癌細胞，而癌細胞已幾乎深入骨膸，如果不從根本上改善體質，國家危矣！

打開我的Facebook上，每天每時每分，充斥著對當代台灣社會各種病徵的控訴；我所接觸的台灣老、中、青世代的社會菁英，更不乏對國家社會有責任感之士。

「心痛者行動，無力者團結出力」，每個人都可以從自身開始，參與守護家園與社會正義的行動，修補國土體內的癌細胞，但也同時加入改善體質的行動，才是台灣突圍之道。

而要改善體質，人民必需改變厭惡政治，不碰政治的心態；公民社會更需要形成一股集體參政的運動，為台灣政治注入清新的第三勢力。

【環境與民主】流失中的民主，公民社會如何突危？

 李根政@2013.6.24

高屏大湖經過十年的民間運動，終於在環保署環評會上被否決，這是一場難得的勝利，在環評制度信用瀕臨破產中，讓人民拾回一點點對體制的信心。然而，若不是社區的力量、環保團體的堅持，趨動地方政府和民意代表的表態反對，高屏大湖早已動工興建。

然而，一場努力十年，捍衛700公頃良田的環境運動，放在整個國家社會的大浪潮中，就像一個小小的浪花，迅即沒入無止境的大海之中。

台灣目前的處境，很難讓人不焦慮。

根據一部鳥籠公投法推出的核四公投案，正在立法院等待一場表決大戰；證所稅、十二年國教背後隱藏著更大的稅賦、分配不公，以及國家財政懸崖問題；國民黨政府與中國簽訂了服務貿易協定，影響遍及國人的食衣住行育樂，甚至生老病死的行業，但在此之前，一般老百姓毫不知情，在野黨也提不出任何反制的辦法。

一個又一個的政策，所影響的不只是產業和生活，其決策過程及結果更衝擊台灣的民主體制。

地球公民基金會所從事的環保運動，是奠基於人民意識的覺醒，以及公民的行動。過去幾年，我們試圖在草根運動、政策監督與倡議、遊說，與健全法令制定之間，建立一條改變的路徑，然而，組織的能量常耗費於個別開發案，應付國會中層出不窮的搞破壞議案。

我們依然踩著堅定的腳步，守護著家園，然而，當國家的民主體制不斷被侵蝕、瓦解之際，公民社會難道只能在一個個的議題中防守、爭議，或者在狹窄的政治空間中，尋求主流政黨施捨一點人民和環境應有的正義？

今年309的廢核遊行彙聚了22萬反核民意，超越了藍、綠，突破了環境運動的小圈子，從社會中湧現的自主力量，正是一股形塑新社會的原動力，如果核四公投成案，廢核四所需要的50%投票率，900多萬票的高門檻，將成為台灣民主運動與公民社會的指標。

【我與綠黨】關於綠黨，給好友們的一封信

關於綠黨，給好友們的一封信：

這封信是要告訴大家，我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台灣綠黨的共同召集人，同時讓大家了解綠黨的現況，拜託大家支持綠黨。

根政曾於2006年擔任綠黨中執委，但純屬掛名，多年來只是綠黨的疏離黨員。，十幾年來，我認為公民社會的力量是促成改變最重要的根基，因而我專心做打底的工作。

事實上，地球公民基金會致力於團體草根的環保力量，透過研究調查，媒體揭露，群眾運動，乃至利用國會行政部門施壓，最終正是要促進政策的改變，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公民影響政策、政治的運動。

因而，從環保運動到綠黨，在價值和目標上本無二致。

然而，當前國家的發展方向實在令人憂心，政治環境的敗壞，已危及公民社會所依賴之民主根基，而二大黨在犧牲環境、剝削勞動者的政策上幾無區別。在我參與十五年的環保運動中，讓我們疲於奔命、四處救火的正是一連串向財團傾斜、向政治利益妥協的環境政策。雖然，幾年來，我們持續阻止了一些開發案，修正或建立了一些環境法規，然而，我們卻無法從源頭將這失控、即將墜崖的列車轉向。

顯然，在厚植公民社會力量的同時，也必需將此轉換為一股實質的政治力量。我的理想是：台灣綠黨可以創造一個嶄新的參政模式：連結積極的公民，進步的社運人士，為台灣的政黨政治注入活水，而且正向回饋、壯大公民社會；創造從社運到參政之間的良性循環，而非被主流政黨收編的單行道。

三月初，知道綠黨要改選一任二年的中執委，我開始認真和環保運動界的好友們討論是否參選，同時也向地球公民基金會董監會報備，獲得大家一致的共識，因而，根政乃決定參與3月17日的中執委選舉。

2007年至今，我和伙伴們奠定了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發展基礎，未來我仍將持續努力經營。但是，我將以一個公民的身份，積極參與綠黨的運作，必要時，我將向董監事請假，投入輔選的工作。

台灣綠黨的目標是在2014年爭取縣、市議員的席次；2016年突破5%政黨票的門檻，贏得國會席次。

目前的綠黨，是一個由義工組成的小團體，財務上只能支撐一位專職，中執、評們各有正職工作，只能在業餘時間付出。以這樣的能量，當然不足以承載23萬選民的負託，也無法成為社運參政的理想平台，要突破5%的門檻，當然是條艱難的道路。

6月8日，綠黨在桃園舉辦了中執評委的共識營，針對財務行政、選務、社發、智庫、宣傳、議題操作等，進行了分工。在此之前，我陸續拜會了嘉義、花蓮、澎湖認同社運參政的組織或人士，正持續盤點可能的候選人及支持系統。

未來的2至4年之間，是台灣綠黨發展的關鍵時期，必需儘速提昇內部的行政管理效能；健全大眾捐款的財務基礎；慎選候選人，重新向進步的社運團體、公民社會學習，建構出屬於台灣本土的地球憲章，學習做為一個政黨，一個生氣蓬勃有行動力的綠色政黨。

誠摯邀請所有認同綠黨理念的朋友加入綠黨，

如果個人財務許可，更希望您可以加入定期捐款人。

http://www.greenparty.org.tw/index.php/component/content/article/69-givemeahand/1599-2012-11-02-10-27-52

李根政2013.6.9

【聲援良知】2月1日去台北聲援被台塑提告的莊秉潔教授

【聲援良知】2月1日去台北聲援被台塑提告的莊秉潔教授。

從台塑提告以來，莊教授承受莫大壓力，但仍不卑不亢。台塑這個惡霸財團，走到那裡，污染就到那裡；告學者、買媒體，政府束手無策！但人民不該沈默。回來後，想起要寫這四字。

我的落款是：「台塑六輕謀財害命，秉潔教授揭露真相；惡霸財團提告凌遲，意圖泯滅學術良知；不屈不撓莊秉潔，各界聲援救良知。」

有關訴訟的進度，請朋友們讀淑娟的環境報導。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3/02/blog-post.html

【我與社運】2012台灣環境運動的幾點省思

作者／李根政．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蔡卉荀．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員

過去一年中，地球公民基金會持續在「山林水土」、「工業污染」二大領域耕耘，我們共主辦了41場記者會及行動；協辦10場記者會；發布12次聲明，刊出17則媒體投書；舉辦49場次的社區說明會、論壇等，還有133場次的對外演講。相當於平均每週一場記者會，每三天就有一次守護環境的行動；每三天就有一場演講。另外，我們也致力於運用國會的槓桿，促成對政策或法案的改變，今年度我們共提出了4項法律案、4項預算案。我們試圖建立起從草根到政策改變的行動路線，結果是幾乎天天處於救火的情況。2012台灣的環境運動可以說是遍地烽火，個人無法對個案進行全面性的關照，僅能以地球公民基金會的運動經驗，提出幾點觀察和省思。

政經決策下，個案運動的困境

2012年12月12日全國產業發展會議在爭議聲中落幕，產發會本是財團的一言堂，但幾位環保團體的成員，還是堅持進場表達意見，立錡科技公司的董事長邰中和一句「再吵下去，我告訴你，15K都到不了」，經台灣生態學會蔡智豪在FB不精準的揭露，意外引爆爭議。

產發會中列出了167項共同意見以及33項其他意見的共識，打著建構優質投資環境的名義，要求：

「鬆綁外勞基本薪資、簡化並縮短引進外勞審查、加班工時彈性調整；鬆綁工時、定期契約與資遣解雇之規範，放寬勞務派遣；藍領外勞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依據廠商所提產業用地需求，加速開發產業園區。產業園區授權地方政府核定權責，研議由30公頃以下非都市土地擴大至30公頃以下非都市及都市土地，以縮短新設園區審議時程。

開發量體採總量管制方式，允許彈性調整建蔽率及容積率，以滿足不同產業類型之使用需求。

推動桃園、新竹、台中、彰化、雲林、台南及高雄七大缺水區域水資源開發計畫之可行性；研議新設與開發產業園區穩定水源之方案；既存搭排戶工業廢水無污染之虞者，仍准予搭排，以減少產業衝擊。」

這些所謂的共識，無非是要求：降低勞動成本，賦予合法快速的搶地、搶水的權力，以及放寬環保標準。

2012年這場產發會並非空前，也非絕後。政府為財團服務，排除投資障礙的政策向來一以貫之。

2006年7月，民進黨執政期間也曾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會中同樣宣稱有516項結論，當年蘇貞昌主政的行政院為了表示對經發會的支持，提出的「大溫暖、大投資」的計劃，同樣著手「鬆綁土地、勞力、資金、環評與行政程序。」

同年，隸屬行政院經濟部的台糖公司立即配合釋出3,385糖土地，讓廠商申設產業園區，其中最具爭議的將台糖手中既有的農場土地做為工業開發。2012年地球公民處理的個案「台糖新園農場」，就是此一政策下產生的惡果。

新園農場位於中山高路竹交流道下，北鄰二仁溪與台南交界，東倚新園圳，緊鄰阿蓮。南邊跨過台28線，是路竹區300公頃「特定農業區」（法定優良農地， 專責生產國家糧食，不得任意開發），種植番茄、花椰菜等蔬果，運銷全台。西邊位於二仁溪下游的是湖內區1200公頃養殖區，養殖白蝦、鰻魚、虱目魚等，狂銷全台、揚名日本，年產值高達2億元以上。

但是，在 《大溫暖大投資政策》先開路、《產業創新條例》後護航之下，自2009年起，台糖預計釋出777.5公頃土地給公民營企業承租，作為工業開發，其中新園農場就佔了238.7公頃，目前已出租60.1公頃分割給6家民營金屬與化學工廠，其中包括了電鍍、酸洗的表面處理業，其廢水將直接排入下游的農業灌溉渠道—新園圳，汙染300公頃私人良田，附近居民與農民在開發過程竟全被蒙在鼓裡，直到2012年事件曝光，才引爆抗爭。（附圖1）

附圖1：台糖新園農場與新設工廠位置圖  繪圖：何俊彥

儘管台糖地為優良農地，卻被劃定為特定專用區，因此在土地管制與環評標準上不似特定農業區那麼嚴格；又，當地方農業主管機關質疑農地變更工業區的適宜性時，業者便以「屬大溫暖大投資專案」、「已通過中央審核」回應，再加上區委會審查時並未就整體區域計劃考量，因此最後竟同意在農業發展區中興建此等大型高汙染工業園區。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和《環境影響評估法》，私人設置產業園區不需召開公聽會；在非都市土地開發規模小於10公頃得免環評，縱使比鄰開發土地加總超過10公頃，仍不需環評！又依據《區域計畫法》和《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土地變更也不需向相關利害關係人或周遭居民公告或公聽。因此高雄市政府便在居民毫不知情下通過4個新園農場開發案。

再者，因為廠商是依據《產創條例》申設，因此縱使數家廠商毗連已達大型工業區規模，仍被視為各自獨立的開發案，無法要求進行聯合環評，也無法要求設立聯合管理中心，形同工廠管理政策倒退數十年。

新園農場的開發程序凸顯出國家上位政策親商失衡、法規體制缺漏不足、公眾參與機制不彰的課題。完全符合大溫暖大投資政策「排除投資障礙」的目標。

如果從新園農場這個案例來看，就知道「經發會」、「產發會」的共識結論將產生什麼後果，這些會議真是不折不扣的「圖利財團大會」，而幾位聲嘶力竭，言語失態的環保人士，當然是抗議有理。

但是，包括地球公民在內的環保團體，在許多的個案、法案中疲於奔命，一方面，對政商勾結的政策脈胳和資訊欠缺長期的掌握，二方面，日常運作也無盤點人力、物力進行關注。因而，每逢幾年一次的「能源大會」、「財團大會」，或者重大災難後政客提出的「特別條例」等發包工程法案，都只有少數人力進行膝蓋反應，對政府的上位政策無能置喙，無法從源頭斬斷惡法、惡政。

東台灣進入觀光大開發

「美麗灣的環評就這麼過了，我們雖然輸了，但輸得光榮；他們贏了，卻贏得恥辱。我們在場內用僅有發聲工具—扯開喉嚨吶喊著、爭辯著，只是為了最基本的程序法理。然而，只是被訕笑，被忽視，被排除！勇敢的年輕人突破了層層警力，從窗戶爬進了會場，只是為了凸顯環評違法，人民要進場監督。然而，被蜂湧般的警察抬了出去。

明知是設好的局，留下的伙伴，還是守規距的發言，只是因為對人性、良知還存一點期待。一喊清場，我們推開了椅子，雙手在後背交錯，準備再一次用肉身和僅有的喉嚨對抗預謀的官商勾結。沒想到，主席落跑了！錯諤的媒體緊隨而上，竟也被拒門外，原本可以讓媒體監督的閉門會，成了純然的密室交媾。

幾十分鐘後，官員們笑盈盈的走出那的齷齪的密室，來到會場宣布「有條件通過！」他們贏了環評！

我們憤怒，我們流淚，只能用僅有的肉身再吶喊、拍桌；我們走出會議室，和廣場上的兄弟姊妹們一同憤怒、流淚。

我們沒有白來！憤怒將澆灌著我們的熱情，淚水將滋養著我們更深沈的愛與良知，一次又一次的洗禮，我們將獲得更堅定的力量，累積出足以改造國家的動力。」李根政2012.12.22


眾所矚目的美麗灣渡假村環評在12月22日舉辦，在場外，支持和反對的群眾被數百警力隔開，相互較勁，而場內，在縣府的刻意安排下，支持方占盡主場人數優勢，把反對方邊緣化，同時也動用警察把列席者和委員遠遠隔開。儘管反對方聲嘶力竭的提出程序問題，力陳美麗灣不法事證，但環評還是有條件通過了。

為什麼，我們那麼重視美麗灣，除了罪證確鑿的違法護航外，它也是東海岸如火如荼開發的指標。目前在花東共有數十件山海BOT開發案，如果都比照美麗灣的開發模式，那就是一場大災難。2012年，在環評會、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的重大爭議開發案，就包括了遠雄海洋公園擴大、瑞穗溫泉特定區計畫、靜浦山海劇場。（有關花東計畫中的開發案，請參閱附圖）

花東大開發的的另一個指標是總預算達400億的「花東地區發展條例」。

2011年初，地球公民基金會等關心東部發展的團體，因應立法院正在審議的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發起了反對東部公有土地全面財團化的運動（7、8、9條） 。花東地區有高達87.5％是公有土地。但是，從日據時代的土地登記制度到國民政府的國有土地劃定，無論原漢族群，許多人民都受到政府不公平的待遇，導致雖世代居住卻始終無法取得所有權，至今必須向政府繳納租金。然而，行政院版的花東條例草案卻是排除大量土地相關法規，便於將國公有土地快速釋出給財團利用，罔顧人民權益及環境成本。

此一條例引發東部許多民間團體的關切，要求刪除土地財團化的相關條文。在花東地區以及全台各地，舉辦數十場的演講、紀錄片放映、說明會、音樂會，並發動連署，希望透過各種手段，刪除草案中不合理的條文。最後，花東條例還是搶在立法院會結束前（2011/6/13），以朝野協商的方式通過。慶幸的是，最具爭議的土地財團化、土地作價條文被刪除。

然而，接下來要面對的是：十年四百億的花東發展基金如何使用？除了監督大建設、大開發案外，花東民間社會也開始舉辦「花東願景論壇」凝聚地方力量，試圖提出願景甚至提出友善的計畫方案。為此並募款成立一年的專案，協助地方民間團體對政府提出計畫構想。

在保護花東的策略上，除了個案的抗爭，以及監督花東條例400億的計畫外，最上位的還是國土規劃，以及花東地區觀光政策。

面對東台灣進入觀光全面大開發，花東地區正集結、蘊釀出前所未有的進步社會力，但這股力量如何在政商緊密勾結的大局下突圍而出，將是一大考驗。

有關環評制度的另類思考

2012年底的產發會中，財團們也宣洩了對環評制度的不滿，產發會的「共識」報告中指控：重大投資案件淪為少數決策，且多偏重環保觀點；環評委員組成重環保、輕社經；審查委員不遵循審議規範，擴及上位政策；常以書件資料不完備要求反覆補件；環評大會有權推翻「專案小組」結論，廠商無所適從；環境差異分析之審議，審查內容常擴及全廠(場)域，致業者卻步，影響擴建或更新。例如：六輕4.7期環差(條件擴及全六輕VOC總量)、中油三輕更新環差(條件擴及全區健康風險評估) 。財團們指控這些因素導致整體審查時程冗長，業者投資卻步，總而言之，就是抹黑環評阻礙了經濟發展，而首要打擊目標是要推翻環評委員的否決權。

多年來做為環保團體的成員，對於環評是又愛又恨，愛的是：在目前各種把關的法令制度中，環評因為擁有否決權，確實是能夠阻擋開發案；又因為法規目的是為了預防或減輕影響，且法令明文要考量自然與生態環境、社會、經濟、文化，可以說是進行總體發展評估的重要制度[1]；恨的是：環評委員的組成，完全可以被行政院和環保署操控，環評書件都是由開發單位委託顧問公司撰寫，內容充滿常態性的造假、避重就輕。根據環保署統計歷年來被否決的案件僅占7％，而且只要是總統和行政院支持的開發案，幾乎不會被否決。環評法從1994年實施至今，否決權這把尚方寶劍，真正敢用的環評委員並不多，更何況政府高層要操控委員會是易如反掌。2005-2007年張國龍署長任內，史無前例的聘任了幾位環保人士擔任環保署第六屆環評委員，那段期間是否決案件最多的高峰，但也讓當時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批評「失衡的環評不妥」，宣稱環評委員阻礙了6,000 億的投資。從此之後，執政當局就從環評委員的遴聘，牢牢掌握了環評會，以專業之名，阻斷了所有民間推薦的代表進入。

表1、環評審查統計(1995~2012.10)

有條件通過	584件
不應開發	53件
進二階(有條件通過)	98件
進二階(不應開發)	5件
進二階(其他處置)	3件
其他處置	78件
總計通過	682件(83%)
總計不應開發	58 件(   7%)

表2、歷年來環評審查結果（件數與比例）資料來源：環保署，整理：施月英

年度	不予開發	有條件通過	進入二階	小計	不開發vs有條件+二階	環保署長
1996年	5	32	20	57	8.8%	張隆盛、蔡勳雄
1997年	4	56	20	80	5.0%	蔡勳雄
1998年	3	49	6	58	5.2%	蔡勳雄
1999年	2	76	9	87	2.3%	蔡勳雄
2000年	7	64	8	79	8.9%	蔡勳雄、林俊義
2001年	5	77	3	85	5.9%	林俊義、郝龍斌
2002年	2	47	1	50	4.0%	郝龍斌
2003年	3	41	2	46	6.5%	郝龍斌、張祖恩
2004年	5	47	2	54	9.3%	張祖恩
2005年	6	17	1	24	25.0%	張祖恩、蔡丁貴、張國龍
2006年	5	22	0	27	18.5%	張國龍
2007年	2	30	0	32	6.3%	張國龍、陳重信
2008年	0	28	1	29	0.0%	陳重信、沈世宏
2009年	0	17	6	23	0.0%	沈世宏
2010年	1	30	1	32	3.1%	沈世宏
2011年	0	17	1	18	0.0%	沈世宏
2012年	0	9	0	9	0.0%	沈世宏

在如此結構下，環保運動將環評視為阻擋開發案的唯一戰場，將抱著極高的政治風險。因而歷來環保運動，不得不一邊研讀環評報告，尋找良心學者專家，準備資料參與環評會的所謂「客觀論戰」，但同時，都必需同時在社區、全國營造社會壓力，以準備在場內外進行群眾動員。

這種做法，就是不相信環評會所謂的科學、理性、客觀。同時，也理解環評會之於環保運動，只是前台的決戰點，後台更關鍵的還有立法院的預算，以及執政者的決策。

回顧十幾年來，許多指標個案，如美濃水庫、高屏大湖、湖山水庫開發案等，都是在已通過環評後再進行反對抗爭，而成功與否，則端看在地反對力量是否足以啟動政治角力。美濃水庫因為地方不屈不撓的反對力量，在立法院刪除其預算，加上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而停工；2001年通過環評的高屏大湖，同樣因為社區堅定的反對，促使選區立委年年刪除其預算；湖山水庫則因為欠缺在地力量而功虧一匱，2006年雖經環保團體試圖在立法院阻擋預算，但竟是由在野的國民黨祭出黨紀，聯合親民黨、無黨立委聯手護航。2011年的國光石化開發案又是明證，環保團體雖然把環評為一重要戰場，但也同時進行各種社會力的營造，最後並非環評否決了開發案，而是環保運動撼動了馬英九的選票基礎，直接下達中油撤資的決策，才使國光石化胎死腹中。

因而，從另一個角度看，「環評會的否決權」是讓當權者得以隱身於後操控的擋箭牌，是諸葛孔明的草船，讓民間力量齊發環保署環評會，而非直接指向當權者。

所以，我傾向有條件的支持拿掉環評會的否決權，但還是留在環保署審議，但此同時應修改相關制度，包括1.由民間推薦環保評委員；2.減少官方代表席次；3.由開發單位繳費給環保署，統一發包具有公信力的環評公司撰寫環評報告；4.透過嚴謹確實的資訊公開、民眾參與機制，確立環評會的公信力；5.還是讓環評會的結論，做出「建議不應開發」、「建議有條件開發」等結論，成為一個決策的參考依據，至於要不要做的決策，還是交給執政黨，讓總統、行政院長負起責任來。如此修正方向，表面上台灣失去了以環評做為否決開發案的政策工具，但長期來看，有助於提升台灣社會的「責任政治意識」，戮破政府以「專家、專業治理」，包藏政治分贓、政商勾結的假象，迫使行政院、總統府直接曝露於所有反對勢力的炮火，無法再以環保署做為擋箭牌。

環境運動如何面對「政治」、「中國」、「媒體」因素？

環運界的好友文魯彬因為要照顧年邁的父親，在美國居留了一年，年底回國期間，我們有二次閒聊的機會。一次是在台北吃飯，另一次是和他一起拜訪陳玉峯教授。

文先生和我見了面，就提了幾個問題，「你有沒有考慮參選？」、「地球公民有沒有可能轉型為政黨」；陳教授則在年來多次言談之中，最為關切中國正侵吞台灣，台灣人失去了主體靈魂信仰，欠缺自然情操等課題，因而正推動「山林書院」的永世教育工程。

至於我個人，投入環運圈十幾年來念茲在茲的則是：放下個人主義、單兵作戰的環運困境，強化環保團體的實力，做好組織經營，透過募款建立自主財源，擺脫和政府瞹昧不清，發展受限的困境，讓更多年輕人可以長期投入關切各種議題，

從2007年地球公民基金會成立以來，我著眼於議題的長期經營，運動人才和經驗的培育與傳承。在捐款人的支持之下，專職逐漸增加，議題的廣度和深度也超越了過去的格局，因而，我的時間多數分配在組織內部協調，協助同事議題發展、募款、教育宣傳上。這些工作「眉眉角角」很多，坦白說是個「磨心」的工作。

然而，這幾年間，台灣和全球整體都有極大變動，一如二位師長的提問或洞見，刺激著我超越眼眼前的工作視野，在心中反芻咀嚼。

十幾年的環運實踐和師友啟蒙提攜，讓我了解，環境破壞題的終極課題是人類的文化、心靈、精神信仰等；另一方面，我們所關切的種種環境議題則必需靠政治決策來處理，因而，環境問題不可能去政治化。

回顧2012年，地球公民所關切的議題，山林水土、花東、工業污染等，不管是從最軟性的教育，剛性的社會力集結，運用國會槓桿，政治遊說或施壓等手段，都是要影響政府政策，促成改變。

環保運動是以小搏大，和當權者之間進行權力拉扯，絕大部分正面的改變來自對當權者造成足夠的輿論壓迫，或形成危及政權基礎的選票壓力，或者運用高度的槓桿，在狹小的政治空間或機會中奇襲成功。

環境保護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而追求民主也是環保運動的基石，透過資訊公開、民眾參與、媒體輿論才能發揮監督政府的力量；在獨裁專制的政權下，環保運動則更為艱難，甚至得付出生命與其搏鬥。

2012年底，台塑、旺中等集團鯨吞壹傳媒，震驚了台灣社會。反對傾中、擔憂言論集中（蔡衍明），以及民主的流失是反媒體攏斷運動的主軸。而環保團體所關切的則是傾中又污染惡名昭彰的台塑公司，竟然占了壹傳媒34%股權，合理的質疑是：「如果台塑再發生重大污染、工安事件；如果台塑重大開發案送入環評審查，壹傳媒將如何報導？」

中國因素導致民主流失的恐懼，已在台灣社會持續發酵。

2012年底時的張○○事件，則提供另一個警訊。

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長張○○，11月26日至12月7日去卡達參加第18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在聯合國青年組織YOUNGO的代表選舉中，從12位各國青年中脫穎而出，成為南半球唯一代表。張良伊接受《ETtoday新聞雲》專訪時激動表示：「我們跨越國界、主權認知的限制，我們讓高牆倒下了，台灣將能直接與聯合國面對面了。」

然而，隨後媒體揭露，張○○是用台灣--中國一省的名義參選。此事引發各界強烈批評，張○○出面表示，他強調沒有一個台灣人希望被冠上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能夠實質參與國際氣候議題的討論；接著，在12月19日發表聲明中表示，近日都「以淚洗面」，對於自己社會經驗不足，設想不周全，造成外界對他及「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產生疑慮，他深感抱歉。

2008年年底，筆者也曾到波蘭波茲南市參與第十四屆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能夠報名參與，是透過徐光蓉教授的介紹，用了總部在法國巴黎的國際NGO──HELIO的名額才得成行。而當年環保署以官方邀請的學者專家則一直都是以工研院（ITRI）所加入的國際碳排放交易協會（IETA）名義參與，諷刺的是，IETA是由29個跨國企業所組成，成員包括BP，SHELL等石油公司。一個國家最高環保機關，竟加入由跨國石油公司所組成的國際組織，參加氣候變遷會議，其角色實在是非常的詭異與荒誕。

這麼多年來，台灣的NGO、政府為什麼要用如此迀迴，荒誕的角色去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唯一的障礙當然是不願意用「中國台灣省」身份。如果張良伊用爭取實質參與，放棄台灣主權自由的理由可以成立，那麼多年來參與國際會議的NGO和政府不都是笨蛋？

我們的確應該肯定張○○等青年朋友，歷年來積極參與氣候變遷會議為台灣發聲。同時，相較於大量賣台通敵的政客、軍公職，財團，以及握有權力的執政黨、在野黨所犯下錯誤，政府和輿論不應去圍剿張○○，這不符比例原則。筆者對年輕人所犯的錯，寧可相信是過於天真，對於環保運動的認知有限所造成。

然而，令人憂心的是，如果自許為進步力量的青年環運工作者，對於中國因素如此不設防？沒有心機？大多數國人又將是如何？

環保運動與政治、經濟、社會條件相互牽連，我們試圖運用民主社會的機制去影響政府決策，當台灣政府的主權、民主、自由，一點一點被中國侵吞失落時；當媒體被惡霸財團、污染累犯買走時，環保運動如何往前走？甚至一旦當中國共產黨在台灣扶植心向祖國的「環保團體」時，又該如何因應？

筆者認為，中國因素從2012年開始，已開始成為環保運動，甚至各種公民運動不得不面對的結構性「外患」。

台灣正面臨台灣正面臨民主崩壞、國土危脆、國家被併吞的關鍵時刻。然而，危機也是轉機，廣大無力者「走投無路」，所激盪出整體社會公義的理想情操，其所凝聚的精神力，正在撼動著不堪聞問的政府體制，從而創造出新社會的契機。此刻，端看我們能否進行有效組織、人才、資源的團結，把這股力量，導引為壯大公民社會的基盤。

*本文有關台糖新園農場的部分為蔡卉荀研究員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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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四條：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