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政的告白<2007>
年近40，我正面臨生命的抉擇。今年七月我將卸任環評委員，由於過去近十年參與環境運動的歷練，有些師長、朋友鼓勵我參政，也有師長顧及我的家庭、生計與身體狀況而勸阻。而我則已確定要卸下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的職務，為的是讓出這個職位，讓新人為這個部門開創新局，至於成不成，我則寄望於高雄市教師會近9000個會員，再者，我考慮辭去已任教18年的教職，得以更大的格局，全心實踐社會事務，不過自己仍有生計的顧慮。
2007年1月，我參加了周瑞宏老師開設的和氣大愛班，這個班為期九天，想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整理自己的思慮，決定自己該怎麼走。九天中除了透過練功調理身體外，更多的是心與靈的引導，其中有個課程是引導學員釋放自己的傷痛，這一天我想起了畢生唯一的屈辱。
1983年我國中畢業，當時正好金門缺少美術和音樂師資，於是我成為中斷十幾年後，金門首批五個師專保送生之一，五年中，我就讀於新竹師專美勞科，埋首於平面藝術的學習與創作，蔡長盛老師、李惠正老師帶領我深入藝術的殿堂，給我很多的指導，從此我認定藝術就是我的宗教，我畢生追求的理想，直到30歲從事環境運動才轉換生命的跑道。在學期間我曾參加范文芳老師的文化讀書會，掙脫從小被灌輸的黨國思想，啟發了我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和批判思考的習慣，有一次他拿著「台灣新文化」雜誌20期給我，那一期引介1986年倫敦出版世界人權報告指出，金門的人權分數比中國大陸的23分還不如，帶給我很大的衝擊。
1988年我回金門教書時，當時的金門處於軍事管制狀態，防區司令官最大，縣長不過是國防部指派一名上校擔任，更沒有民選的縣議會，國民黨黨工系統和軍管政府相輔相成，對這個小島進行著實質的治理和思想管制。我任教的第一所學校旁邊就是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站，好心的校長為了我的將來，三番二次請我去填寫入黨申請書，但我堅持不加入國民黨。不過軍管當局為了表示重視老師的聲音，每次校務會議時都會派出代表聽取民意，1990年，剛回鄉第三年的我，在校務會議上提出「民進黨在台灣已是合法政黨，金門可不可以成立民進黨黨部？」這個問題惹惱軍管當局，文教科長陳昆仁（相當於現在的教育局長，陳先生目前升官在教育部任職）高分貝批判我不愛國，怎麼可以領政府的薪水卻在批評政府？從此，我被保守的教育界同儕封為「民進黨金門縣黨部主委」，但從未上任，暑假期間我到台灣進修期間，聽同事說，調查局和人二室都派員到學校調閱我的資料，當時我對加入民進黨其實沒什麼興趣，純粹只是要挑戰軍管當局的威權控制。
在軍事管制下，為什麼我不怕？當時我似乎已嗅出民主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一方面，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正風起雲湧，另一方面金門內部的政治氣氛雖然仍處於禁錮階段，但已有一些挑戰當局的異議份子，他們陸續出來參政，如金門高中教師楊成家，高職教師陳清寶出來競選立委等，這些人都屬於國民黨的改革派，比較少人真的要跟國民黨翻臉，不過的確帶給金門一絲自由的空氣。
金門軍管的氣氛給我一種無孔不入的壓迫感，老家古寧頭的海邊矗立著一棟播音牆，隨時播放著鄧麗君的音樂和宣傳著「共軍止戰員弟兄們，請你們起義來歸吧！」，一直伴隨著我們到晚上10點的晚安曲，到處是不淮攝影、繪圖的禁區，對於敏感又愛好自由的人來說，這真是一種長期的精神虐待。1988年到1993年期間，我在金門過著充滿矛盾的生活，教書以外，我沈浸於古寧頭海埔地的荒野之中，埋首於藝術創作，寫著書法和畫著家鄉的風景，讀詩、書，同時也參加藝文團體、開畫展等，彷若今之古人，但是，另一方面則放不下對政治和社會關心，卻又無能將此一矛盾透過藝術創作紓解。
大扺而言，我的異議言行並未受到什麼政治迫害，然而，卻有一個事件，至今仍讓感到屈辱和遺撼。1989年，同學的哥哥楊成家參選立委與國民黨提名人打對台，我曾到競選總部幫忙佈置，選舉當天，我拿著照相機習慣性的拍攝風景照片，不料卻被國民黨特工認為是在蒐集對他們不利的情報，當時的國民黨特工無孔不入，結合著金門建立於血緣關係的宗族體系，形成綿密的人際控制網絡。於是這位特工便找上宗族長老，要求我到李氏宗祠，在列祖列宗前向他們道歉，我那肯接受這麼蠻橫的壓迫，然而父親極為擔憂我的前途受影響，更恐怖的是如不善了，來自國民黨特工和宗族的壓力將永無寧日，於是那天我步上李氏宗祠，強忍心中的憤恨，被壓迫下跪道歉，那一刻，我了解什麼是「恨」，一種想用暴力報復始得平復的心情，從此，我對國民黨乃至黨人仍充滿著不信任，與家鄉綿延600的宗族永遠有著疏離感，當世人頌揚其保存最佳之閩南宗族祭祠文化時，我卻視之為集陳腐、威權、禮教束縛之大成，為黨國一體助紂為虐的體制。
18年後，在周老師的課程中，當腦中浮現這一幕屈辱的畫面時，心中仍有一種心跳加速的茫然，我想起父親那雙因長期勞動而粗糙的手，想起父親晚年時由於痛風行走困難，每次回鄉都陪著他散步，扶著他的身體練習蹲下、站立的情景。此刻交織對已過世父視的不捨，對加害者的恨的情緒，如排山倒海一般縱情釋放，令我不禁放聲大哭。
哭聲中，我感受到傷與痛的力量，當下浮起第一個清晰的感應與頓悟。愛生愛，恨生恨。說實在的，相較於大多數政治受難者，我個人這一點屈辱算什麼？如果我仍懷抱著這股恨意關心政治，這股報復性的動力，將引領我走向何方？今天的台灣投票行為，有多少人不就是因為恨民進黨而投國民黨，恨國民黨而投民進黨？導致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我所關心的政治，如果是以恨和報復為出發點，必然不能帶給人們和生界幸福。唯有以愛與慈悲為出發點，參與環保、社會、政治改革，才能終極的改變病態的人類社會與對生界的殘害。
當下，我原諒那個傷害我的人，原諒那些不知不覺甚至有意識成為加害者的國民黨特工與鄉親，同時感謝父親給我慈悲的啟示，感謝老天讓我出生於金門，讓我有機會體驗那個因為不安，為了保住政權所行使的禁錮、集權式的統治，算是個錯誤的示範，感謝來自這個根系和血脈而來的清明示現，感謝這個特殊的因緣，讓我有機會親自體驗周瑞宏老師無時無刻所展現的愛與慈悲。
也許是因緣匯集吧，幾乎在同一天，我看到30歲以後一路提攜我的陳玉峰老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要為「有一種大愛，深入我們的根系、跨越時空、照顧所有的生機與未來，是謂環保，也叫做慈悲的政治。」年過五十歲的他，開始鼓吹愛是慈悲，包括人也變得裡外溫柔。
我深信多年來我們所實踐的環保即是慈悲護生，只不過，環境運動者眼看環境與人心日漸沈淪，不是長期悲憤不平，就是心生無力；而多數的台灣人則只看到我們在阻擋開發與破壞，只看到我們激烈的吶喊與求救，甚至聞所未聞。
環境保護運動該怎麼往下走呢？在去年八月自己的身體走下坡之後，我認真的在思考，環境運動所追求的人和自然的和解，真正圓滿的大愛流露，或許應先致力於自己和自己的和解（身體、靈魂、靈性），自己和親人朋友的和解，在日常生活中讓自己和社會、自然中所有有生命、無生命，有意識、無意識的各種存有，甚至虛空和解。同步蓄積生命的能量，降低物質的慾望，提昇性靈的成長與滿足，以正向的能量，認知生命的有限，最重要的是盡可能要在環保行動中展現愛與慈悲，至於該怎麼做，我其實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
雖然此刻我思慮起全球的環境破壞，政府、大財團及人們的貪婪仍然心中不平，但是，當我開始在心中轉念時，慈悲和愛已使我的能量充滿，做什麼也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無所掛礙的承擔，在當下即知即行。
年近40，我正面臨生命的抉擇。今年七月我將卸任環評委員，由於過去近十年參與環境運動的歷練，有些師長、朋友鼓勵我參政，也有師長顧及我的家庭、生計與身體狀況而勸阻。而我則已確定要卸下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的職務，為的是讓出這個職位，讓新人為這個部門開創新局，至於成不成，我則寄望於高雄市教師會近9000個會員，再者，我考慮辭去已任教18年的教職，得以更大的格局，全心實踐社會事務，不過自己仍有生計的顧慮。
2007年1月，我參加了周瑞宏老師開設的和氣大愛班，這個班為期九天，想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整理自己的思慮，決定自己該怎麼走。九天中除了透過練功調理身體外，更多的是心與靈的引導，其中有個課程是引導學員釋放自己的傷痛，這一天我想起了畢生唯一的屈辱。
1983年我國中畢業，當時正好金門缺少美術和音樂師資，於是我成為中斷十幾年後，金門首批五個師專保送生之一，五年中，我就讀於新竹師專美勞科，埋首於平面藝術的學習與創作，蔡長盛老師、李惠正老師帶領我深入藝術的殿堂，給我很多的指導，從此我認定藝術就是我的宗教，我畢生追求的理想，直到30歲從事環境運動才轉換生命的跑道。在學期間我曾參加范文芳老師的文化讀書會，掙脫從小被灌輸的黨國思想，啟發了我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和批判思考的習慣，有一次他拿著「台灣新文化」雜誌20期給我，那一期引介1986年倫敦出版世界人權報告指出，金門的人權分數比中國大陸的23分還不如，帶給我很大的衝擊。
1988年我回金門教書時，當時的金門處於軍事管制狀態，防區司令官最大，縣長不過是國防部指派一名上校擔任，更沒有民選的縣議會，國民黨黨工系統和軍管政府相輔相成，對這個小島進行著實質的治理和思想管制。我任教的第一所學校旁邊就是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站，好心的校長為了我的將來，三番二次請我去填寫入黨申請書，但我堅持不加入國民黨。不過軍管當局為了表示重視老師的聲音，每次校務會議時都會派出代表聽取民意，1990年，剛回鄉第三年的我，在校務會議上提出「民進黨在台灣已是合法政黨，金門可不可以成立民進黨黨部？」這個問題惹惱軍管當局，文教科長陳昆仁（相當於現在的教育局長，陳先生目前升官在教育部任職）高分貝批判我不愛國，怎麼可以領政府的薪水卻在批評政府？從此，我被保守的教育界同儕封為「民進黨金門縣黨部主委」，但從未上任，暑假期間我到台灣進修期間，聽同事說，調查局和人二室都派員到學校調閱我的資料，當時我對加入民進黨其實沒什麼興趣，純粹只是要挑戰軍管當局的威權控制。
在軍事管制下，為什麼我不怕？當時我似乎已嗅出民主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一方面，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正風起雲湧，另一方面金門內部的政治氣氛雖然仍處於禁錮階段，但已有一些挑戰當局的異議份子，他們陸續出來參政，如金門高中教師楊成家，高職教師陳清寶出來競選立委等，這些人都屬於國民黨的改革派，比較少人真的要跟國民黨翻臉，不過的確帶給金門一絲自由的空氣。
金門軍管的氣氛給我一種無孔不入的壓迫感，老家古寧頭的海邊矗立著一棟播音牆，隨時播放著鄧麗君的音樂和宣傳著「共軍止戰員弟兄們，請你們起義來歸吧！」，一直伴隨著我們到晚上10點的晚安曲，到處是不淮攝影、繪圖的禁區，對於敏感又愛好自由的人來說，這真是一種長期的精神虐待。1988年到1993年期間，我在金門過著充滿矛盾的生活，教書以外，我沈浸於古寧頭海埔地的荒野之中，埋首於藝術創作，寫著書法和畫著家鄉的風景，讀詩、書，同時也參加藝文團體、開畫展等，彷若今之古人，但是，另一方面則放不下對政治和社會關心，卻又無能將此一矛盾透過藝術創作紓解。
大扺而言，我的異議言行並未受到什麼政治迫害，然而，卻有一個事件，至今仍讓感到屈辱和遺撼。1989年，同學的哥哥楊成家參選立委與國民黨提名人打對台，我曾到競選總部幫忙佈置，選舉當天，我拿著照相機習慣性的拍攝風景照片，不料卻被國民黨特工認為是在蒐集對他們不利的情報，當時的國民黨特工無孔不入，結合著金門建立於血緣關係的宗族體系，形成綿密的人際控制網絡。於是這位特工便找上宗族長老，要求我到李氏宗祠，在列祖列宗前向他們道歉，我那肯接受這麼蠻橫的壓迫，然而父親極為擔憂我的前途受影響，更恐怖的是如不善了，來自國民黨特工和宗族的壓力將永無寧日，於是那天我步上李氏宗祠，強忍心中的憤恨，被壓迫下跪道歉，那一刻，我了解什麼是「恨」，一種想用暴力報復始得平復的心情，從此，我對國民黨乃至黨人仍充滿著不信任，與家鄉綿延600的宗族永遠有著疏離感，當世人頌揚其保存最佳之閩南宗族祭祠文化時，我卻視之為集陳腐、威權、禮教束縛之大成，為黨國一體助紂為虐的體制。
18年後，在周老師的課程中，當腦中浮現這一幕屈辱的畫面時，心中仍有一種心跳加速的茫然，我想起父親那雙因長期勞動而粗糙的手，想起父親晚年時由於痛風行走困難，每次回鄉都陪著他散步，扶著他的身體練習蹲下、站立的情景。此刻交織對已過世父視的不捨，對加害者的恨的情緒，如排山倒海一般縱情釋放，令我不禁放聲大哭。
哭聲中，我感受到傷與痛的力量，當下浮起第一個清晰的感應與頓悟。愛生愛，恨生恨。說實在的，相較於大多數政治受難者，我個人這一點屈辱算什麼？如果我仍懷抱著這股恨意關心政治，這股報復性的動力，將引領我走向何方？今天的台灣投票行為，有多少人不就是因為恨民進黨而投國民黨，恨國民黨而投民進黨？導致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我所關心的政治，如果是以恨和報復為出發點，必然不能帶給人們和生界幸福。唯有以愛與慈悲為出發點，參與環保、社會、政治改革，才能終極的改變病態的人類社會與對生界的殘害。
當下，我原諒那個傷害我的人，原諒那些不知不覺甚至有意識成為加害者的國民黨特工與鄉親，同時感謝父親給我慈悲的啟示，感謝老天讓我出生於金門，讓我有機會體驗那個因為不安，為了保住政權所行使的禁錮、集權式的統治，算是個錯誤的示範，感謝來自這個根系和血脈而來的清明示現，感謝這個特殊的因緣，讓我有機會親自體驗周瑞宏老師無時無刻所展現的愛與慈悲。
也許是因緣匯集吧，幾乎在同一天，我看到30歲以後一路提攜我的陳玉峰老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要為「有一種大愛，深入我們的根系、跨越時空、照顧所有的生機與未來，是謂環保，也叫做慈悲的政治。」年過五十歲的他，開始鼓吹愛是慈悲，包括人也變得裡外溫柔。
我深信多年來我們所實踐的環保即是慈悲護生，只不過，環境運動者眼看環境與人心日漸沈淪，不是長期悲憤不平，就是心生無力；而多數的台灣人則只看到我們在阻擋開發與破壞，只看到我們激烈的吶喊與求救，甚至聞所未聞。
環境保護運動該怎麼往下走呢？在去年八月自己的身體走下坡之後，我認真的在思考，環境運動所追求的人和自然的和解，真正圓滿的大愛流露，或許應先致力於自己和自己的和解（身體、靈魂、靈性），自己和親人朋友的和解，在日常生活中讓自己和社會、自然中所有有生命、無生命，有意識、無意識的各種存有，甚至虛空和解。同步蓄積生命的能量，降低物質的慾望，提昇性靈的成長與滿足，以正向的能量，認知生命的有限，最重要的是盡可能要在環保行動中展現愛與慈悲，至於該怎麼做，我其實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
雖然此刻我思慮起全球的環境破壞，政府、大財團及人們的貪婪仍然心中不平，但是，當我開始在心中轉念時，慈悲和愛已使我的能量充滿，做什麼也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無所掛礙的承擔，在當下即知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