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16日 星期五

【我與社運】生命的方向

李根政(2004.4.16)

許多人都在尋找生命的方向,尤其到了中年的階段。

我,今年37歲。看著報紙上的徵才廣告上寫著徵才條件:「男,役畢,35歲以下,中英文流利…」,心中激起一種異樣的感覺─原來自己已不是2、30歲的年青小伙子,越來越沒有本錢在職場上競爭,越來越沒有本錢在人生的方向上徘徊。

國中的求學階段,因為我的美術啟蒙者李麗羨老師,帶著我們走在鄉野寫生的影響,拋棄了當時學子普遍的科學家之夢,加上因緣際會,國中畢業時,金門戰地需要國小美術老師,於是我被保送上新竹師專美勞科,開始了藝術生涯。這期間,因為竹師的課程設計和師資的多元,以至於國畫、水彩、書法等項目都得修習,其中蔡長盛老師的書法和美學上的啟發,至今受用;李惠正老師在西洋美術史的講課,水墨上的探索,以及對台灣社會的關懷,也是重要的啟蒙;未正式受教,私下參與其讀書會的范文芳老師,在傳統文人和知識份子的批判與辯證,另引介如「台灣新文化」之黨外雜誌,讀到一篇故鄉金門的人權分數只有23分,竟不如中國大陸時,給從小對軍管威權統治滋生的反抗意識,找到一些明確的依附。

由此,我的人生向來處於激烈的矛盾之中。

就藝術的追求上,我極著迷於書法的練習與創作,也極好於描繪自然風物,範圍通常在古寧頭家方圓三公里內,從細膩的寫實到情緒激昂的表現性風格,藝術上的表現手法多樣而無法安於一種形式,除了教書,我尋求著一種追求自我實現、表現自我、探求自我的藝術家之路;另一方面,金門軍管的氛圍又教我無從閃躲,我是那麼敏感地接收到這種令人窒息的空氣,從村莊裡、學校到政府機構,國民黨和軍管四十多來的統治,形成官僚主義、腐化、鄉愿、不問是非的社會風氣,加上李氏宗族裡古老的宗親體制,形成一股壓抑思想,鼓勵趨炎附勢、沒有自我的惡質體制的社會風氣,教我不得不對當局提出批判,回金門教書五年,除在藝術上表現上,另在教育界博得「民進黨主委」的封號。不過,成為一流的藝術家仍是人生一大夢。

十年前,一方面因心愛的老婆為高雄人,二方面極想離開這樣令人窒息的環境,我告別了父母,到了台灣。

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但離開了熟悉的創作環境,當時,我已很少畫水彩,只帶著毛筆和墨描繪,初時,我到空氣污濁、車輛奔馳的民族路旁畫了幾張「悲情半屏山」,有時,想到置身這樣的水泥叢林,不禁思念起故鄉來。爾後,接觸了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的黃文龍、吳錦發、洪田浚、王家祥先生等人,當時他們正致力於柴山的保護運動,這股運動對我而言是另一種啟蒙,一方面我拿著毛筆描繪了數十張的柴山,著迷於對富有熱帶氣息的次生林,擺脫了無法描繪故鄉風景的缺口;二方面這股運動啟發了我反對意識的出口,由此萌生一股社會關懷的實踐之路。

1994年開始,教書的同時,業餘的主要活動為藝術創作和社會參與,持續至1998年。此時面臨著一項抉擇,張輝山老師邀請我在高雄市教師會中組織關心環保生態的團體。當時,困擾了我許久,因為我清楚知道,接受這項挑戰,便是扛起了另一個十字架,在時間和心力的分配下,表示得放棄持續的十幾年的藝術家之夢。掙扎了半年之後,我決定接受這項挑戰,便和林蕙姿、傅志男等柴山會的教師朋友開始運作,由此開啟我的社會關懷之路,那年是30歲。

當時,只是有感於在這波生態運動中,老師不應該缺席。而且認為「只有深植人心的生態教育,形成具有普遍性、草根性的生態運動,才能挽救我們的環境。」到底要做什麼,其實不太清楚,於是初期主要是辦研習,引介當時高高屏民間團體的運動主題給老師們,接著馬上捲入1998年底生態保育聯盟、陳玉峰等人發動的「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以及高屏一帶發生的有害事業廢棄物等即時的環境課題;看守台灣引入的焚化爐議題,動物社會研究會發起的經濟動物課題;高高屏反美濃水庫以及配合高雄市柴山會、綠色協會等發起的在地行動等。我們沒有遲疑,立即投入這些運動,而且持續的關懷。

除此之外,我檢討了民間團體運作上的問題,如行政效能不彰、欠缺穩定的經費來源、主事人員流動性高等問題。自我期許要在這個組織上待上10年以上,二者,我特別提醒自己和要求工作人員注重工作的效能和品質;再者,發展長期小額募款的制度,穩定經費收入。幾年下來,這部分的努力有了些成績,目前小額捐款大致可以支撐一個專職人員;辦公室的運作效能和能動性,足以隨時支援和發動一些環境行動;同時2000年開始出版「生態中心」季刊,如今已邁入16期,正持續發刊中,某種程度建立了具有南方視野,民間色彩強烈的環境運動紀錄。

然而,我心中一直有個焦慮,除了因應台灣隨時發生的環境事件外,到底什麼是我們可以長期經營的「?」,別的團體有一座山、一條河、一個社區、一個議題可以持續的關心,生態教育中心好像都沒有?我想到的是,也許我們的山、河、社區,就是老師這個社群吧!於是主辦「柴山生態種子教師培育營」等教師培育營,參與甚至主辦陳玉峰的「環境佈道師培育營」等就成了我們的重頭戲。我們視教育老師為己任。但是這仍然沒有解決我們環境運動、議題選擇的主體性問題。六年來,森林議題的思想養料和行動是接受台灣生態研究中心─陳玉峰的指導,關心的地區在遙遠的北部棲蘭;有害事業廢棄物的問題如此沈重,又找不到可以諮詢的專業人士或學術團體,如果要投入,並非能力所及;地方性的議題,我們多數是扮演配角,沒有時間再拓展。

到底生態教育中心的主體性在那裡?行動的基礎是什麼?再者,組織存續所需的接班的領導者、人才,如何培養,人在那裡?這些都是焦慮的來源。

「人」是個大問題,如何適才適所,又能符合組織的需求已是個考驗,加上組織不斷在摸索的主題性問題,讓我及工作人員不時陷入「到底要做什麼?」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