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政（2004.4.16）
許多人都在尋找生命的方向，尤其到了中年的階段。
我，今年37歲。看著報紙上的徵才廣告上寫著徵才條件：「男，役畢，35歲以下，中英文流利…」，心中激起一種異樣的感覺─原來自己已不是2、30歲的年青小伙子，越來越沒有本錢在職場上競爭，越來越沒有本錢在人生的方向上徘徊。
國中的求學階段，因為我的美術啟蒙者李麗羨老師，帶著我們走在鄉野寫生的影響，拋棄了當時學子普遍的科學家之夢，加上因緣際會，國中畢業時，金門戰地需要國小美術老師，於是我被保送上新竹師專美勞科，開始了藝術生涯。這期間，因為竹師的課程設計和師資的多元，以至於國畫、水彩、書法等項目都得修習，其中蔡長盛老師的書法和美學上的啟發，至今受用；李惠正老師在西洋美術史的講課，水墨上的探索，以及對台灣社會的關懷，也是重要的啟蒙；未正式受教，私下參與其讀書會的范文芳老師，在傳統文人和知識份子的批判與辯證，另引介如「台灣新文化」之黨外雜誌，讀到一篇故鄉金門的人權分數只有23分，竟不如中國大陸時，給從小對軍管威權統治滋生的反抗意識，找到一些明確的依附。
由此，我的人生向來處於激烈的矛盾之中。
就藝術的追求上，我極著迷於書法的練習與創作，也極好於描繪自然風物，範圍通常在古寧頭家方圓三公里內，從細膩的寫實到情緒激昂的表現性風格，藝術上的表現手法多樣而無法安於一種形式，除了教書，我尋求著一種追求自我實現、表現自我、探求自我的藝術家之路；另一方面，金門軍管的氛圍又教我無從閃躲，我是那麼敏感地接收到這種令人窒息的空氣，從村莊裡、學校到政府機構，國民黨和軍管四十多來的統治，形成官僚主義、腐化、鄉愿、不問是非的社會風氣，加上李氏宗族裡古老的宗親體制，形成一股壓抑思想，鼓勵趨炎附勢、沒有自我的惡質體制的社會風氣，教我不得不對當局提出批判，回金門教書五年，除在藝術上表現上，另在教育界博得「民進黨主委」的封號。不過，成為一流的藝術家仍是人生一大夢。
十年前，一方面因心愛的老婆為高雄人，二方面極想離開這樣令人窒息的環境，我告別了父母，到了台灣。
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但離開了熟悉的創作環境，當時，我已很少畫水彩，只帶著毛筆和墨描繪，初時，我到空氣污濁、車輛奔馳的民族路旁畫了幾張「悲情半屏山」，有時，想到置身這樣的水泥叢林，不禁思念起故鄉來。爾後，接觸了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的黃文龍、吳錦發、洪田浚、王家祥先生等人，當時他們正致力於柴山的保護運動，這股運動對我而言是另一種啟蒙，一方面我拿著毛筆描繪了數十張的柴山，著迷於對富有熱帶氣息的次生林，擺脫了無法描繪故鄉風景的缺口；二方面這股運動啟發了我反對意識的出口，由此萌生一股社會關懷的實踐之路。
1994年開始，教書的同時，業餘的主要活動為藝術創作和社會參與，持續至1998年。此時面臨著一項抉擇，張輝山老師邀請我在高雄市教師會中組織關心環保生態的團體。當時，困擾了我許久，因為我清楚知道，接受這項挑戰，便是扛起了另一個十字架，在時間和心力的分配下，表示得放棄持續的十幾年的藝術家之夢。掙扎了半年之後，我決定接受這項挑戰，便和林蕙姿、傅志男等柴山會的教師朋友開始運作，由此開啟我的社會關懷之路，那年是30歲。
當時，只是有感於在這波生態運動中，老師不應該缺席。而且認為「只有深植人心的生態教育，形成具有普遍性、草根性的生態運動，才能挽救我們的環境。」到底要做什麼，其實不太清楚，於是初期主要是辦研習，引介當時高高屏民間團體的運動主題給老師們，接著馬上捲入1998年底生態保育聯盟、陳玉峰等人發動的「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以及高屏一帶發生的有害事業廢棄物等即時的環境課題；看守台灣引入的焚化爐議題，動物社會研究會發起的經濟動物課題；高高屏反美濃水庫以及配合高雄市柴山會、綠色協會等發起的在地行動等。我們沒有遲疑，立即投入這些運動，而且持續的關懷。
除此之外，我檢討了民間團體運作上的問題，如行政效能不彰、欠缺穩定的經費來源、主事人員流動性高等問題。自我期許要在這個組織上待上10年以上，二者，我特別提醒自己和要求工作人員注重工作的效能和品質；再者，發展長期小額募款的制度，穩定經費收入。幾年下來，這部分的努力有了些成績，目前小額捐款大致可以支撐一個專職人員；辦公室的運作效能和能動性，足以隨時支援和發動一些環境行動；同時2000年開始出版「生態中心」季刊，如今已邁入16期，正持續發刊中，某種程度建立了具有南方視野，民間色彩強烈的環境運動紀錄。
然而，我心中一直有個焦慮，除了因應台灣隨時發生的環境事件外，到底什麼是我們可以長期經營的「？」，別的團體有一座山、一條河、一個社區、一個議題可以持續的關心，生態教育中心好像都沒有？我想到的是，也許我們的山、河、社區，就是老師這個社群吧！於是主辦「柴山生態種子教師培育營」等教師培育營，參與甚至主辦陳玉峰的「環境佈道師培育營」等就成了我們的重頭戲。我們視教育老師為己任。但是這仍然沒有解決我們環境運動、議題選擇的主體性問題。六年來，森林議題的思想養料和行動是接受台灣生態研究中心─陳玉峰的指導，關心的地區在遙遠的北部棲蘭；有害事業廢棄物的問題如此沈重，又找不到可以諮詢的專業人士或學術團體，如果要投入，並非能力所及；地方性的議題，我們多數是扮演配角，沒有時間再拓展。
到底生態教育中心的主體性在那裡？行動的基礎是什麼？再者，組織存續所需的接班的領導者、人才，如何培養，人在那裡？這些都是焦慮的來源。
「人」是個大問題，如何適才適所，又能符合組織的需求已是個考驗，加上組織不斷在摸索的主題性問題，讓我及工作人員不時陷入「到底要做什麼？」的困境。
許多人都在尋找生命的方向，尤其到了中年的階段。
我，今年37歲。看著報紙上的徵才廣告上寫著徵才條件：「男，役畢，35歲以下，中英文流利…」，心中激起一種異樣的感覺─原來自己已不是2、30歲的年青小伙子，越來越沒有本錢在職場上競爭，越來越沒有本錢在人生的方向上徘徊。
國中的求學階段，因為我的美術啟蒙者李麗羨老師，帶著我們走在鄉野寫生的影響，拋棄了當時學子普遍的科學家之夢，加上因緣際會，國中畢業時，金門戰地需要國小美術老師，於是我被保送上新竹師專美勞科，開始了藝術生涯。這期間，因為竹師的課程設計和師資的多元，以至於國畫、水彩、書法等項目都得修習，其中蔡長盛老師的書法和美學上的啟發，至今受用；李惠正老師在西洋美術史的講課，水墨上的探索，以及對台灣社會的關懷，也是重要的啟蒙；未正式受教，私下參與其讀書會的范文芳老師，在傳統文人和知識份子的批判與辯證，另引介如「台灣新文化」之黨外雜誌，讀到一篇故鄉金門的人權分數只有23分，竟不如中國大陸時，給從小對軍管威權統治滋生的反抗意識，找到一些明確的依附。
由此，我的人生向來處於激烈的矛盾之中。
就藝術的追求上，我極著迷於書法的練習與創作，也極好於描繪自然風物，範圍通常在古寧頭家方圓三公里內，從細膩的寫實到情緒激昂的表現性風格，藝術上的表現手法多樣而無法安於一種形式，除了教書，我尋求著一種追求自我實現、表現自我、探求自我的藝術家之路；另一方面，金門軍管的氛圍又教我無從閃躲，我是那麼敏感地接收到這種令人窒息的空氣，從村莊裡、學校到政府機構，國民黨和軍管四十多來的統治，形成官僚主義、腐化、鄉愿、不問是非的社會風氣，加上李氏宗族裡古老的宗親體制，形成一股壓抑思想，鼓勵趨炎附勢、沒有自我的惡質體制的社會風氣，教我不得不對當局提出批判，回金門教書五年，除在藝術上表現上，另在教育界博得「民進黨主委」的封號。不過，成為一流的藝術家仍是人生一大夢。
十年前，一方面因心愛的老婆為高雄人，二方面極想離開這樣令人窒息的環境，我告別了父母，到了台灣。
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但離開了熟悉的創作環境，當時，我已很少畫水彩，只帶著毛筆和墨描繪，初時，我到空氣污濁、車輛奔馳的民族路旁畫了幾張「悲情半屏山」，有時，想到置身這樣的水泥叢林，不禁思念起故鄉來。爾後，接觸了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的黃文龍、吳錦發、洪田浚、王家祥先生等人，當時他們正致力於柴山的保護運動，這股運動對我而言是另一種啟蒙，一方面我拿著毛筆描繪了數十張的柴山，著迷於對富有熱帶氣息的次生林，擺脫了無法描繪故鄉風景的缺口；二方面這股運動啟發了我反對意識的出口，由此萌生一股社會關懷的實踐之路。
1994年開始，教書的同時，業餘的主要活動為藝術創作和社會參與，持續至1998年。此時面臨著一項抉擇，張輝山老師邀請我在高雄市教師會中組織關心環保生態的團體。當時，困擾了我許久，因為我清楚知道，接受這項挑戰，便是扛起了另一個十字架，在時間和心力的分配下，表示得放棄持續的十幾年的藝術家之夢。掙扎了半年之後，我決定接受這項挑戰，便和林蕙姿、傅志男等柴山會的教師朋友開始運作，由此開啟我的社會關懷之路，那年是30歲。
當時，只是有感於在這波生態運動中，老師不應該缺席。而且認為「只有深植人心的生態教育，形成具有普遍性、草根性的生態運動，才能挽救我們的環境。」到底要做什麼，其實不太清楚，於是初期主要是辦研習，引介當時高高屏民間團體的運動主題給老師們，接著馬上捲入1998年底生態保育聯盟、陳玉峰等人發動的「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以及高屏一帶發生的有害事業廢棄物等即時的環境課題；看守台灣引入的焚化爐議題，動物社會研究會發起的經濟動物課題；高高屏反美濃水庫以及配合高雄市柴山會、綠色協會等發起的在地行動等。我們沒有遲疑，立即投入這些運動，而且持續的關懷。
除此之外，我檢討了民間團體運作上的問題，如行政效能不彰、欠缺穩定的經費來源、主事人員流動性高等問題。自我期許要在這個組織上待上10年以上，二者，我特別提醒自己和要求工作人員注重工作的效能和品質；再者，發展長期小額募款的制度，穩定經費收入。幾年下來，這部分的努力有了些成績，目前小額捐款大致可以支撐一個專職人員；辦公室的運作效能和能動性，足以隨時支援和發動一些環境行動；同時2000年開始出版「生態中心」季刊，如今已邁入16期，正持續發刊中，某種程度建立了具有南方視野，民間色彩強烈的環境運動紀錄。
然而，我心中一直有個焦慮，除了因應台灣隨時發生的環境事件外，到底什麼是我們可以長期經營的「？」，別的團體有一座山、一條河、一個社區、一個議題可以持續的關心，生態教育中心好像都沒有？我想到的是，也許我們的山、河、社區，就是老師這個社群吧！於是主辦「柴山生態種子教師培育營」等教師培育營，參與甚至主辦陳玉峰的「環境佈道師培育營」等就成了我們的重頭戲。我們視教育老師為己任。但是這仍然沒有解決我們環境運動、議題選擇的主體性問題。六年來，森林議題的思想養料和行動是接受台灣生態研究中心─陳玉峰的指導，關心的地區在遙遠的北部棲蘭；有害事業廢棄物的問題如此沈重，又找不到可以諮詢的專業人士或學術團體，如果要投入，並非能力所及；地方性的議題，我們多數是扮演配角，沒有時間再拓展。
到底生態教育中心的主體性在那裡？行動的基礎是什麼？再者，組織存續所需的接班的領導者、人才，如何培養，人在那裡？這些都是焦慮的來源。
「人」是個大問題，如何適才適所，又能符合組織的需求已是個考驗，加上組織不斷在摸索的主題性問題，讓我及工作人員不時陷入「到底要做什麼？」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