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根政（2004.12.9）
鎮也許教育的目的不能讓每個孩子都成為保衛地球的聖戰士，
但是最起碼不要讓孩子成為自私自利的環境破壞者，
成就越大，對生界、環境的破壞越大。
教師會的課外活動組
1998年6月，在理事長張輝山的鼓動下，我和一群長期在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的義工（大都是國小老師），在高雄市教師會中成立了「生態教育中心」。沒有偉大的願景、甚至沒有明確的關注方向，靠的僅是一股對保護環境的熱情。
對於一個社會運動性格鮮明、常常在媒體曝光的部門，起初，教師會內部一直有著異見，認為教師會不好好爭取教師福利，搞什麼社會運動。不過，幸好日子一久，這樣的聲音日漸消退，教師會的領導幹部們，漸漸感受到這個部門給這個組織在社會形象上有正面加分的效應，當我到外縣市接觸一些社運界的朋友，他們對高雄市教師會從事這樣的工作都給與高度肯定。
然而，做為教師會中的一個部門，做為廣義的環保團體，我們在角色扮演上不是沒有困頓、疑惑。在教師會內部，由於生教中心的工作內容與會務部門有著相當的距離，我常開玩笑說，這個中心是教師會的課外活動組；對外，我們則是個尬尷的角色，有一次，高雄市環保局找我擔任空污委員，但是，卻要求我改掛其他團體的名號，因為「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並不是「環保團體」。
當台灣多數的環保、生態組織都各自關心著一個鮮明的議題，或是守著一座山、一條河時，我們卻是雞婆得什麼都管。1998年成立之初，我們關心校園的綠地，但隨即捲入連續4-5年的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幾年下來，位處高雄的生態教育中心，從行政運作和遊行規劃、動員、文宣教育，竟成了關切北台灣檜木林保護運動的主要團體，並且延續關注全民造林等森林議題，今年7月15日，歷經3年的努力，我們迫使政府停止了這項每年毀掉4000公頃森林的錯誤政策；1998幾乎與搶救檜木林同一時間爆發的台塑污泥事件，則牽引出台灣「有害事業廢棄物」的龐大黑洞，這個議題我們也是持續關注了好幾年；2001年起，前任執行長林蕙姿老師則在旗津推動了台灣第一個為期二年的海灘廢棄物監測計畫；另外也支援反美濃水庫、反焚化爐、動物保護等運動，最近我們則是積極投入反吉洋人工湖等水資源政策的運動中。
環境運動和教育；參與和就地行動
事實上，我們完全像是個專業的環保團體，生態教育中心大部分的經費都是來自募款，我們有著一群固定的捐款人（我們稱認養人）支撐著基本的人事費用，因此完全不需靠接政府專案養人；有一份印刷、排版講究的季刊，做為對外散播理念的工具；內部資料的整理蒐集一點都不馬虎，因此有內容豐富的網站，甚至還有一個不斷擴充的「柴山植物資料庫」；對外也努力扮演著環保團體的角色，不過，不一樣的是我們常常辦一些老師的培訓課程，其中工程最耗大的就是每一梯次為期半年的「柴山種子教師培育營」。
多年來，對於為什麼要積極的從事環境運動，我們給自己的理由是：生態教育中心是教師會的社會服務部門，所做所為都是實踐教師的社會責任，而積極的發動、參與環境運動，對老師的環境意識覺醒和社會參與可以發生引導的作用，而大人的積極參與，也影響了下一代的社會人格。
不過。最近，我們一直在反省著這幾年的工作成效，在個別議題、專案的環保行動、社會發言以及資料蒐集、彙整及研究上的成果，比較看得到，但是到底有沒有在老師的環境意識覺醒和社會參與真正發生引導的作用呢？
在進修方面，較熱門的常常是自然生態、地理人文的認知課程，老師們比較關心的還是在教學上立即可以派上用場的知識，以及生態旅遊相關的領域；而我們日常關注的硬議題，諸如談水資源、焚化爐、各種公共參與等領域，相對參與人數就少很多。
而在運動參與方面，六年來，我們努力地要把老師從學校裡拉出來關心環境，但老實說來，並不成功。會參與遊行抗議活動的還是核心幹部，以及透過人際網絡找來的朋友，而非基於理性、環境情操的召喚，主動來參與的教師。
至於意識教育方面，除了運動，我們也透過演講、發行刊物、媒體的報導等，與老師們交流，每次我們到校園演講，總能感動許多具有善心、良心的人們，但是這種藏在每人心田的東西，成效是漸進的、累積的，很難評估。
當包括我們在內的社運團體一直把焦點放在如何增加公民參與社會事務時，事實上一直有個矛盾的問題，那就是參與什麼？如果有人要來當義工，可以做什麼？如果組織內只有一、二個人，單單要規劃工作與義工「搏揉」就得花去大部分的人力，誰還有力氣搞運動？還有像寫文章、新聞稿、調查、與政府對話，到台北陳情、抗議，也是人人可以參與的嗎？
最近，我做了一些反省，也許配合教育現場的特質，透過告知、提供材料，意識啟蒙等方式，讓老師們在工作崗位上，發揮傳播環境資訊的功能，致力於啟發孩子環境意識的萌芽，是比較務實、根本的作法，至於衝第一線，那就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角色了。
教育─下一個階段的命題
長期以來，環境運動者的努力，永遠趕不上政府各資本家的破壞速度，多數人對於解決之道都直指「教育」，但是，到底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教育欠缺了什麼？要如何進行教育？
1995年我輾轉從金門、台南市到了高雄任教，剛來到這個城市的課餘時間，我戴著口罩坐在民族路旁畫著「悲情半屏山」，接著我畫著鍾愛的柴山，近十年來，我走過被污染的大地、殘破的山林，一股莫名的力量召喚著我，透過對土地、自然史角度的認知，以及投入一場又一場的環境保護運動，一個新移民漸漸產生了與土地深刻的鏈結。如今，我深刻體會到建立起台灣人民對土地的認同感，喚起其對生存環境、所有生界的關注，將可以超越黨派、族群、世代，讓彼此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
除了認知，最重要的是對大自然的感動。當我們體認到所有生界都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情緒和心態，或許可以讓每個不同階層的人，在決策中、經濟活動中、生活中採取對生界友善的姿態。也許教育的目的不能讓每個孩子都成為保衛地球的聖戰士，但是最起碼不要讓孩子成為自私自利的環境破壞者，成就越大，對生界、環境的破壞越大。
然而，就我們所認知的教育現場，一方面仍是功利取向，很難養成利他、利益眾生、對環境友善的情操；二方面，教育的內涵仍是與這塊土地嚴重脫節，所謂的鄉土教育多數僅是拼湊現有的文史材料、官方資訊，寫成孩子看得懂的文字，然後編個一節課來教教而已，其中呈現的仍是較單一的觀點，例如高雄市楠梓區的鄉土教材談到五輕時，竟只提及石化業對生活的重要，但對後勁反五輕運動竟隻字未提；三民區的鄉土教材可以把焚化爐描寫成乾淨無污染的好鄰居，這些內容與政令宣導並無差異。
我們所鼓吹的立基於本土的生態教育，正是要打破目前以國家機器、資本家為主體的價值觀和論述，我們期待的教育是以世代的公義、生界的平權、對環境的友善為基本信念和價值，讓台灣土地、自然生界和人民的歷史和現實能夠踏踏實實的滲透在各科課本、老師的教學以及生活之中，這個部分絕不是官方教育機構會主動建構的教育內涵。
因此，這時問題會回到我們自己身上，我們如何搭起環境運動和教育現場的橋樑？應該採取什麼策略來協助和影響老師？如何讓老師成為友善環境的宣傳者、實踐者，以其言教、身教影響我們的孩子，這是生態教育中心下一個階段的命題。
生態教育中心與工會運動
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是台灣廣義的工會系統中的唯一，全台唯一在工會內部專門從事環境保護運動與教育的常設部門，這個部門能否在實踐的過程中累積經驗，推動長久的生態、環境的教育運動，教師會內部和社會的支持都是關鍵。
2002年的九二八大遊行，我擔任遊行的總指揮，至今，我對那場動員人數前所未有的教師結集，仍有著矛盾的心境。儘管全教會的領導階層和遊行都喊著「我要繳稅」、「不要抹黑」的口號，但是社會上多數人仍很難認同這次遊行的正當性。究其原因，當然是台灣的勞動意識教育空白，資本家公開貪婪的巧取豪奪國家和納稅人的資金，很少受到人民批判，但受僱者出來爭取基本權益，媒體和人民則習慣用著極高的道德標準看待；另一方面，不管是教師或公營事業的受僱者，都被社會界定為既得利益階級，執政者要操弄易如反掌。
教師會中如果沒有像「生態教育中心」這樣的社會服務的部門，同樣可以如常運作。但是，不管是教師會或工會，除了爭取會員權益，都必需思考爭權益背後的社會公平正義，以及組織的社會責任。一方面，這關係到社會對這個組織的觀感以及支持度，二方面，社會責任的實踐也可以提醒工會的領導階層和會員，保持一種關心社會的胸襟，在自身權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維持動態的平衡。
這是一面鏡子，可以讓我們反省組織存在的價值，也可以照亮這個極需溫暖、公義的社會。
（原文於載2004年7月5日，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工議》雜誌第11期，頁24-29。本文略有增刪。）
鎮也許教育的目的不能讓每個孩子都成為保衛地球的聖戰士，
但是最起碼不要讓孩子成為自私自利的環境破壞者，
成就越大，對生界、環境的破壞越大。
教師會的課外活動組
1998年6月，在理事長張輝山的鼓動下，我和一群長期在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的義工（大都是國小老師），在高雄市教師會中成立了「生態教育中心」。沒有偉大的願景、甚至沒有明確的關注方向，靠的僅是一股對保護環境的熱情。
對於一個社會運動性格鮮明、常常在媒體曝光的部門，起初，教師會內部一直有著異見，認為教師會不好好爭取教師福利，搞什麼社會運動。不過，幸好日子一久，這樣的聲音日漸消退，教師會的領導幹部們，漸漸感受到這個部門給這個組織在社會形象上有正面加分的效應，當我到外縣市接觸一些社運界的朋友，他們對高雄市教師會從事這樣的工作都給與高度肯定。
然而，做為教師會中的一個部門，做為廣義的環保團體，我們在角色扮演上不是沒有困頓、疑惑。在教師會內部，由於生教中心的工作內容與會務部門有著相當的距離，我常開玩笑說，這個中心是教師會的課外活動組；對外，我們則是個尬尷的角色，有一次，高雄市環保局找我擔任空污委員，但是，卻要求我改掛其他團體的名號，因為「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並不是「環保團體」。
當台灣多數的環保、生態組織都各自關心著一個鮮明的議題，或是守著一座山、一條河時，我們卻是雞婆得什麼都管。1998年成立之初，我們關心校園的綠地，但隨即捲入連續4-5年的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幾年下來，位處高雄的生態教育中心，從行政運作和遊行規劃、動員、文宣教育，竟成了關切北台灣檜木林保護運動的主要團體，並且延續關注全民造林等森林議題，今年7月15日，歷經3年的努力，我們迫使政府停止了這項每年毀掉4000公頃森林的錯誤政策；1998幾乎與搶救檜木林同一時間爆發的台塑污泥事件，則牽引出台灣「有害事業廢棄物」的龐大黑洞，這個議題我們也是持續關注了好幾年；2001年起，前任執行長林蕙姿老師則在旗津推動了台灣第一個為期二年的海灘廢棄物監測計畫；另外也支援反美濃水庫、反焚化爐、動物保護等運動，最近我們則是積極投入反吉洋人工湖等水資源政策的運動中。
環境運動和教育；參與和就地行動
事實上，我們完全像是個專業的環保團體，生態教育中心大部分的經費都是來自募款，我們有著一群固定的捐款人（我們稱認養人）支撐著基本的人事費用，因此完全不需靠接政府專案養人；有一份印刷、排版講究的季刊，做為對外散播理念的工具；內部資料的整理蒐集一點都不馬虎，因此有內容豐富的網站，甚至還有一個不斷擴充的「柴山植物資料庫」；對外也努力扮演著環保團體的角色，不過，不一樣的是我們常常辦一些老師的培訓課程，其中工程最耗大的就是每一梯次為期半年的「柴山種子教師培育營」。
多年來，對於為什麼要積極的從事環境運動，我們給自己的理由是：生態教育中心是教師會的社會服務部門，所做所為都是實踐教師的社會責任，而積極的發動、參與環境運動，對老師的環境意識覺醒和社會參與可以發生引導的作用，而大人的積極參與，也影響了下一代的社會人格。
不過。最近，我們一直在反省著這幾年的工作成效，在個別議題、專案的環保行動、社會發言以及資料蒐集、彙整及研究上的成果，比較看得到，但是到底有沒有在老師的環境意識覺醒和社會參與真正發生引導的作用呢？
在進修方面，較熱門的常常是自然生態、地理人文的認知課程，老師們比較關心的還是在教學上立即可以派上用場的知識，以及生態旅遊相關的領域；而我們日常關注的硬議題，諸如談水資源、焚化爐、各種公共參與等領域，相對參與人數就少很多。
而在運動參與方面，六年來，我們努力地要把老師從學校裡拉出來關心環境，但老實說來，並不成功。會參與遊行抗議活動的還是核心幹部，以及透過人際網絡找來的朋友，而非基於理性、環境情操的召喚，主動來參與的教師。
至於意識教育方面，除了運動，我們也透過演講、發行刊物、媒體的報導等，與老師們交流，每次我們到校園演講，總能感動許多具有善心、良心的人們，但是這種藏在每人心田的東西，成效是漸進的、累積的，很難評估。
當包括我們在內的社運團體一直把焦點放在如何增加公民參與社會事務時，事實上一直有個矛盾的問題，那就是參與什麼？如果有人要來當義工，可以做什麼？如果組織內只有一、二個人，單單要規劃工作與義工「搏揉」就得花去大部分的人力，誰還有力氣搞運動？還有像寫文章、新聞稿、調查、與政府對話，到台北陳情、抗議，也是人人可以參與的嗎？
最近，我做了一些反省，也許配合教育現場的特質，透過告知、提供材料，意識啟蒙等方式，讓老師們在工作崗位上，發揮傳播環境資訊的功能，致力於啟發孩子環境意識的萌芽，是比較務實、根本的作法，至於衝第一線，那就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角色了。
教育─下一個階段的命題
長期以來，環境運動者的努力，永遠趕不上政府各資本家的破壞速度，多數人對於解決之道都直指「教育」，但是，到底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教育欠缺了什麼？要如何進行教育？
1995年我輾轉從金門、台南市到了高雄任教，剛來到這個城市的課餘時間，我戴著口罩坐在民族路旁畫著「悲情半屏山」，接著我畫著鍾愛的柴山，近十年來，我走過被污染的大地、殘破的山林，一股莫名的力量召喚著我，透過對土地、自然史角度的認知，以及投入一場又一場的環境保護運動，一個新移民漸漸產生了與土地深刻的鏈結。如今，我深刻體會到建立起台灣人民對土地的認同感，喚起其對生存環境、所有生界的關注，將可以超越黨派、族群、世代，讓彼此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
除了認知，最重要的是對大自然的感動。當我們體認到所有生界都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情緒和心態，或許可以讓每個不同階層的人，在決策中、經濟活動中、生活中採取對生界友善的姿態。也許教育的目的不能讓每個孩子都成為保衛地球的聖戰士，但是最起碼不要讓孩子成為自私自利的環境破壞者，成就越大，對生界、環境的破壞越大。
然而，就我們所認知的教育現場，一方面仍是功利取向，很難養成利他、利益眾生、對環境友善的情操；二方面，教育的內涵仍是與這塊土地嚴重脫節，所謂的鄉土教育多數僅是拼湊現有的文史材料、官方資訊，寫成孩子看得懂的文字，然後編個一節課來教教而已，其中呈現的仍是較單一的觀點，例如高雄市楠梓區的鄉土教材談到五輕時，竟只提及石化業對生活的重要，但對後勁反五輕運動竟隻字未提；三民區的鄉土教材可以把焚化爐描寫成乾淨無污染的好鄰居，這些內容與政令宣導並無差異。
我們所鼓吹的立基於本土的生態教育，正是要打破目前以國家機器、資本家為主體的價值觀和論述，我們期待的教育是以世代的公義、生界的平權、對環境的友善為基本信念和價值，讓台灣土地、自然生界和人民的歷史和現實能夠踏踏實實的滲透在各科課本、老師的教學以及生活之中，這個部分絕不是官方教育機構會主動建構的教育內涵。
因此，這時問題會回到我們自己身上，我們如何搭起環境運動和教育現場的橋樑？應該採取什麼策略來協助和影響老師？如何讓老師成為友善環境的宣傳者、實踐者，以其言教、身教影響我們的孩子，這是生態教育中心下一個階段的命題。
生態教育中心與工會運動
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是台灣廣義的工會系統中的唯一，全台唯一在工會內部專門從事環境保護運動與教育的常設部門，這個部門能否在實踐的過程中累積經驗，推動長久的生態、環境的教育運動，教師會內部和社會的支持都是關鍵。
2002年的九二八大遊行，我擔任遊行的總指揮，至今，我對那場動員人數前所未有的教師結集，仍有著矛盾的心境。儘管全教會的領導階層和遊行都喊著「我要繳稅」、「不要抹黑」的口號，但是社會上多數人仍很難認同這次遊行的正當性。究其原因，當然是台灣的勞動意識教育空白，資本家公開貪婪的巧取豪奪國家和納稅人的資金，很少受到人民批判，但受僱者出來爭取基本權益，媒體和人民則習慣用著極高的道德標準看待；另一方面，不管是教師或公營事業的受僱者，都被社會界定為既得利益階級，執政者要操弄易如反掌。
教師會中如果沒有像「生態教育中心」這樣的社會服務的部門，同樣可以如常運作。但是，不管是教師會或工會，除了爭取會員權益，都必需思考爭權益背後的社會公平正義，以及組織的社會責任。一方面，這關係到社會對這個組織的觀感以及支持度，二方面，社會責任的實踐也可以提醒工會的領導階層和會員，保持一種關心社會的胸襟，在自身權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維持動態的平衡。
這是一面鏡子，可以讓我們反省組織存在的價值，也可以照亮這個極需溫暖、公義的社會。
（原文於載2004年7月5日，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工議》雜誌第11期，頁24-29。本文略有增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