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九零年代從事環境運動以來,一直受到國際綠色政治的吸引,記得 1998 年在高雄市教師會組成生態教育中心的時候,就把西德綠黨的黨綱 -- 「綠色烏拖邦」做為讀書會的材料。選舉期間,我去拜會了吳晟老師,吳老師回憶自己也是台灣綠黨的創黨參與者之一;陳玉峯教授更在十幾年來,不斷催促我參選。台灣前撲後繼的環境關懷者,很早就意識到環境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而且也知道民進黨不可能成為以「環境永續」為核心價值的政黨,真正的「綠色政治」必需另闢道路。 不過,有很長的時間,我認為:台灣欠缺了公民社會的基礎,綠色政治的土壤還有淺薄貧瘠,因而把壯大公民社會視為最優先的事。 2013 年,我感受到國家強烈的危機與渴望改變的社會動能,決定開始參與綠黨政治工作。 2016 大選,綠黨和社會民主黨共組了聯盟(簡稱綠社盟),史無前例集結來自各領域社運份子和學者的候選人,得到環運、工運、藝文和學術界、反土徵自救會等社群和指標人物的支持,許多使用網路的朋友都說,綠社盟幾乎是臉書最大黨,但投票結果卻是不如預期。 十一位區域立委表現不俗,但在單一選區制度下,都離當選門檻有大段距離。 政黨票得票 30 萬 8,106 多票,得票率 2.53% ,沒有席次,也沒有跨過 3.5 的政黨補助款門檻。 如果說,「綠社盟」是一個社運的政治實驗,那麼,這個結果帶來的啟發是什麼? 面對社運是少數的事實 選後,有網友認為綠社盟不接「地氣」,支持者都是「同溫層」,意味著離人民太遠。我認為這個評論說對了一半。 社會運動常常是在扶助受害者、弱勢者,或者為無聲的環境及後代子孫說話,不能說沒有接地氣,但關注的議題和運動方式確實離常民生活有距離,而通常關注這些議題的人或受害者是社會少數。這個少數的困境,沒有因為近年來反核、反服貿等動輒數萬、數十萬的公民運動而有大幅的擴張。這說明了,試圖以公民社會的土壤為基礎,前進政治還有很大的門檻。 如何面對媒體政治 很明顯的,綠社盟及候選人在媒體曝光的能力,選舉技術都還像是個社運組織。媒體的報導的數量和密度,都不足以讓多數人民認識到這個政黨,更不要說政策和論述。 〞長期以來,由主流媒體聚焦放大出政治明星的「媒體政治」,以及台北候選人擁有特別大發言權的「台北政治」。這二項因素形塑台灣政治風貌與政治人物的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