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我與社運】2009給地球公民協會捐款人的一封信

各位好朋友:

首先要感謝您對協會的支持,同時敬祝您2009年新年快樂!

過去一年全世界和台灣都面臨了極大的變動,全球籠罩在氣候鉅變、金融風暴、經濟衰退、戰爭的威脅當中,我們的國家和家庭、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對於從事環保運動者來說,每天接觸到的環境破壞、生態警訊則如末日預告。

在此混沌亂世之中,如何保持內心的平靜,對社會世間充滿熱情,從日日的生活實踐中找到自我肯定甚至心生喜悅,真是一大功課。一年多來,協會的工作伙伴、義工在許多議題上著力、用情甚深,然而總是有些個案不盡如人意,我們必須思考如何不被失敗挫折了身心?並且從實踐中領受生命的價值。

最近,雲林斗六高中的校刊對我做書面採訪──出考題。其中有二個題目:「環境保護這個領域的『投資報酬率』不是很高,是什麼樣的動力讓老師想堅持下去?」、「在您宣揚環保理念的過程中,是否有讓您印象最深刻難忘的事件?」

我的回答如下:

每年年終,總有一些時刻可以靜下來回憶起過往的日子,如同弘一法師所寫的「悲欣交集」一般,通常最深刻難忘的是環境破壞的現場,無助的環境受難者,但同時也湧現了和許多伙伴一起奮鬥所得到些許成果的喜悅,最高興的莫過於──接觸到台灣許多對土地、國家有愛、有情有義的「高貴靈魂」。

從事環保運動是人生的一種價值選擇。

也許社會上大多數人是以金錢、權力、地位等有形報酬來決定要不要做一件事,但是,對我來說,人生的價值在於是否能發揮生命的最大潛能,為地球、台灣的環境和社會做出貢獻。
至於是什麼樣的動力,我覺得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基於最樸素的正義感,認為社會應該要有公平正義;二方面是對自然生界的喜愛,對好山好水好空氣的渴求,對環境破壞的不忍;三方面是來自從事環境運動帶給我的生命成長,以及從社會得到的正面回饋,讓我總覺得付出的遠不及我所得到的,常常覺得心靈充實與感恩。

生命的奇妙,在於無法預測,十年來從事環境運動各種善緣的累積、加乘,確是上天賜與的奇妙贈禮。

從2007年九月至今,協會已成立一年又三個多月。在人事方面,創辦之初共有我、敏玲、淑文等三人,2008年二月增加了馥慈,八月又增聘了俊朗,所以目前協會的專職人員共有五位。協會的工作大家比較看得到的是處理一些環境議題,但是日常的總務、文書、文宣出版、財務徵信、活動企劃、出席會議、演講、募款,甚至會館打掃等也需要不少時間和人力,所幸,一年多來協會的工作團隊展現了絕佳的默契和效能,相信近身觀察過的朋友可以感受得到。

去年九月底,開完理監事會後的隔天,楊副理事長博名先生打電話跟我說,「根政啊,我覺得你很幸福,身邊的工作人員都這麼優秀,盡責。」這確實是我常有的感受,內心充滿感謝,感謝這奇妙的因緣讓我們有機會一起經營這項「正業」。

協會的蘇振輝理事長、楊博名副理事長,除了出錢出力,也會三不五時請同事吃飯、送點心,是工作人員最佳打氣筒,每逢此刻,我們都會戲稱「地球公民幸福的一天」;還有常務監事陳銘彬老師每月細心核對帳務,為我們的社會徵信把關;理監事們、周益村老師帶領的義工都提供了非常具體的協助,形成令人稱羡的最佳工作團隊。而來自社會各界的善心捐款,則是地球公民的幕後推手,鼓舞著我們堅持下去,截至目前為止,協會已累積近400位捐款人(含165位的定期定額捐款者),可說是地球公民的柱仔腳。

每接到一筆捐款,無論多少都是一筆祝福與支持,一年多來有幾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例,例如在周益村老師積極邀請下,福山國中目前共有17位捐款人;愛智圖書公司因為有楊博名總經理的長期耕耘與熏陶,我去演講後就增加了14位定期捐款人,另外蘇董的公司、高雄中學、屏山國小、博仲律師事務所、公視我們的島、裕誠幼稚園等也都陸續增加了捐款人;去年2月,協會更收到澎湖的妙雲文教基金會15位出家師父集體捐款,這些都帶給我們無比的鼓舞和內心的歡喜。
現在的我,臉皮漸厚,任何演講場合都在募款,不管是對社會人士、老師、學生,我都在鼓吹捐款,即使是學生,我也會鼓勵他們從捐1塊錢、10塊錢開始,學習對社會付出。每一次演講後,拿著沈甸甸零錢、幾張紙鈔的小募款盒回到辦公室,成為我最具體的「業績」,每一場演講募得的款項雖然不多──從100多塊到數千元不等,但是,我深信,這樣的捐款行為,對受贈者、捐贈者乃至整個社會都很重要。

在台灣,具有運動性格的環境NGO,幾乎都窮於做膝蓋反應,整天都在「搶救」,但對於長期、累積性的環境課題,卻始終無法顧及。最大的原因於缺人、缺錢,欠缺組織化的經營,因而形成耗損人才的惡性循環,這是我想突破的瓶頸,也是常常自我檢視的指標。很高興,一年多來,地球公民協會仍然維持著正面回饋的路徑向前行。

台灣的公民社會尚在萌發階段,許多議題都沒有得有到應有的關注,更欠缺專業團體的及時處理,理想上,關心行道樹等都會生活環境應有專業團體;工業區的長期監督、家庭或工業廢棄物、河川、森林、生活消費,都應該有各擅其職的專業團體、部門或義工團體,當議題分化得越細,越有可能長期追蹤,這代表協會可以做的事還很多。如同開幕茶會時,妙心寺傳道法師對我母親說的「環境問題多得是,不用怕你兒子失業」。

期勉包括我在內的工作伙伴,能夠增長智慧、充實專業,維繫支持者的熱情,爭取更多公眾的支持,持續建立協會的公信力,同時再次感謝您的支持與勉勵。

敬祝 亂世平安 自在歡喜

根政 敬上 2009/1/15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 台灣山林的悲歌 」,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

【守護森林】台灣山林的悲歌

文☉李根政 1912年~~日據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本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 日本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1959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間,每年平均伐木面積超過1萬公頃,其中又以1971年的1萬6千多公頃為最高峰。 1975年由於政府開始注意森林對國土保安的重要,加上幾大林場的檜木林已幾乎伐盡,伐木量逐漸降低。1991年政府以行政命令宣布禁伐天然林,大規模的伐木才正式進入尾聲。 總計,國民政府來台後,共砍伐34萬4千多公頃的林地,面積超過三座玉山國家公園。材積約4,456萬7千餘立方公尺,如果以長...

高雄地區焚化爐危機(1999)

  李根政 @1999 (原載於〈生態中心〉季刊試刊號 23-27 頁) 1999 年 7 月,美國聖勞倫斯大學化學教授 Dr. Paul Connett 訪台,很遺憾的對台灣的環境運動者說:他來晚了一步,來不及把先進國家垃圾焚化的惡果告知台灣民眾,因為台灣己步入「先進國家」的後塵,把焚化爐當成解決垃圾問題的仙丹。以為焚化爐一蓋,垃圾問題都解決了。 高高屏地區自 1999 年 6 月以後,民生垃圾正式進入焚化爐的時代,在幾座焚化爐相繼運轉之後,我們發現其荒腔走板的地步,已進入焚化爐惡質的循環模式之中。其中最嚴重的當屬「搶垃圾」及「灰渣」的問題。另外密布在高雄縣、市邊境的「醫療廢棄物焚化爐」和「事業廢棄物焚化爐」則是一個早已存在,但從未被關注的嚴重污染黑洞。(註) 垃圾不夠燒怎麼辦? 當耗資 56 億 9,600 萬元的高雄市南區資源回收廠於 1999 年 6 月提前完工後,每日可焚燒 1800 噸垃圾的超大容量,揭開垃圾不夠燒、搶垃圾的荒謬戲碼:起初是高市南區廠代為處理鳳山地區每天 450 噸垃圾,見證縣市友誼;但在高縣仁武焚化爐完工開始試燒後,林園鄉以垃圾運往高市焚化僅 10 分鐘車程,而運往仁武卻要一小時以上,不合經濟效益,拒絕運往該縣的仁武焚化爐,縣、市顯然已陷入搶垃圾的窘境。後來的解決之道是,透過縣市協議,達成仁武焚化爐處理高市左、楠地區的垃圾,以交換林園大寮垃圾運往高市的南區焚化爐。 高縣仁武焚化爐當初設計總焚化量為 1,350 噸, 1999 年 11 月 12 日進入試燒最後階段,需達到「兩個月連續高負荷運轉」,每日所需垃圾量超過一千四百噸,但試燒一開始,環保局赫然發現,各鄉鎮實際垃圾量竟大幅萎縮,嚴重縮水僅為當初提報數的六成,從以往號稱 1,800 噸,降為 1,200 噸,其中尤以大寮情況最為嚴重,提報 400 噸,實際卻僅有 150 噸垃圾量。垃圾量 100 餘噸的林園鄉,僅進場 40 到 50 噸,燕巢鄉曾出現進場 2 、 3 噸的「成績」。 因此即使有了和高雄市交換的左、楠地區每日 600 噸垃圾(後來縮水為 400 噸),加上轄區內既有的十二鄉鎮垃圾總量,每日實際進場的垃圾卻僅有 1,000 噸,較所需垃圾量嚴重不足,需再增加 400 噸之多。但是高縣仍有幾個鄉鎮,以無法支付高昂的處理費而拒絕讓垃圾進場焚燒,最後縣府為了解決此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