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我與社運】賺「無閒」的教師會幹部

文☉李根政

<2006.07.15>

衡量教師會力量的強弱,除了會員人數之消長,會務人員的數量與素質,無疑是最重要的指標。事實上,高雄市教師會之所以能夠在各方面領先其他縣市教師會,除了優秀無私的領導人外,透過和教育局的協商,爭取會務人員的公假是一大關鍵。沒有專職的會務人員,教師會在談判、協商、組織經營面向,等於手腳被束縛,完全沒有發展空間。

1996年成立之初,首任理事長張輝山老師完全以課餘時間從事教師會工作,一年後爭取到理事長、總幹事的公假,接著透過和教育局的不斷協商、爭取,逐年增加到目前的七位,這些會務人員來自各高雄市各級公立學校,每週在校授課四節,其餘時間公假推動教師會會務。

我接觸過一些基層教師,聽到會務人員每週只要上四節課,馬上升起一種不平之感,彷彿這是天大的福利,我今年到新學校報到時,教評委員天真的問,如此一來,你對學校有什麼貢獻?
事實上,教師會幹部常常得抗衡來自行政部門的壓力,這是責無旁貸的承擔;然而,來自教師同儕不平的眼光、窄隘的度量,則是不可承受之重。

佛家禪師說,過盡千帆只有兩條船,一為名、一為利。就現實的社會而言,「名」如果不伴隨著利益,名又何用?如果教師會幹部因為能力、品性傑出,得享大名,為社會做更多奉獻,教師會如同培育棟樑人才之搖籃,何其榮幸?而「利」呢?擔任會務人員,上班作息時間配合政府公務部門,沒有寒暑假,上班時間從早上8:30到下午5:30,晚上、假日加班是常事。但是,沒有學校裡的組長、主任、校長加給,沒有寒暑假的不休假獎金。過去唯一的利是,92-94年間每月補貼500元交通費,但96年為了購置會館已取消,多年來,個人在每週回校上的四節課中也常有公務需處理,為避免麻煩,常以請事假自付代課費了事,我相信這不是個人特例,簡而言之,擔任教師會幹部,無「利」可圖,只有賺「無閒」,最大的利益在為於社會付出後心中的坦蕩。

1993年,為了和老婆結婚,我從金門「嫁」到高雄,1995年輾轉調到高雄市永清國小;1998年起,我應張輝山理事長之邀,成立生態教育中心,擔任教師會總幹事,兼生態教育中心主任;一年後,陳銘彬理事長,支持我專任生態教育中心主任,至今擔任教師會會務人員已達八年,然其間因就讀靜宜大學生態所,留職停薪兩年,所以實際上是六年。唸靜宜生態所的兩年間,我到台中促成台灣生態學會的成立,擔任首任祕書長,期間我仍持續領導生態教育中心,未曾間斷,辦留職停薪,其實是為了兼顧全台奔波的環境運動和讀書,熟悉的朋友,都知道這段時間我的煎熬。

這些年來,我花大部分的心力從事環境保護和教育的工作,關切的議題遍及全台甚至離島。搶救北台棲蘭檜木林、催生國家公園一役耗掉前後四年光陰,最後以失敗收場;投入保護柴山近十年,其間被暴力相向,按理應是身心受創,因為環境保護運動十之八九,都以失敗收場。然而,在我們努力下,耗資100多億,造成全台三萬多公頃森林浩劫的「全民造林運動」在2004年停辦;吉洋人工湖開發案有可能停止或修正,其他諸多個案則成敗難說。多年來,生態教育中心的運作經費來自全台各地的支持者,以每月100、200、500元小額捐款得以聘雇專職,這股向上提昇的社會動力賦予我們能量。其中,教師會提供我個人的會務假、代課費用,一個長期辦公室場所,還有一票理、監事的支持,更是背後最重要的支柱。

高雄市教師會是一個特殊、可愛的組織,生態教育中心成立八年,沒有為教師會會員爭取丁點福利,有的只是辦理品質良好的生態課程、營隊,傳播環境理念,以及一點點社會正面的肯定、一種榮譽感,事實上,這就是高雄市教師會特色,以社會公義為基礎,推動教師應有的尊嚴和福利。教師會之所以能留住人才,正是因為它向來就不是利益取向,而是一群有理想性格的人互相感染、吸引,大家認同的理想實踐戰場。

然而,我們清楚,即便是非營利組織,也會面臨效率低落,甚至腐化的問題。慶幸的是教師會靠會員少許的會員,累積不了龐大的資產,自不會吸引想要上下其手的人進入;再者,教育本身即是非營利事業(私立學校除外),行政機關也不需要像資本家收買工會幹部,以鞏固其利益,所以沒有條件可以腐化。

但是,教師會最嚴重的問題是會務人員的格局和視野,沒有傑出的人才投入,教師會很難開拓新格局,但人才從那裡來?一個學校中如果有一個會務人員,視學校規模對行政安排確實有程度不同的影響,但大都可以處理,不過,站在學校行政的立場,通常不歡迎學校老師去擔任會務人員。因此,每年放暑假前,尋找會務人員是歷任理事長最頭痛的問題之一,既要鎖定理想的幹部人選進行遊說,又要跟市政府談判爭取會務幹部名額,並向教育局、學校爭取老師公假,說穿了,這就是一種勞資角力的過程。不過,夾在其中的會務人員要飽受蠻大的壓力,最難堪的是來自部分同儕的異樣眼光,一種彷彿你得了天大便宜的「酸」,這是教師會會務人員得忍受的宿命;這些壓力,和教育局指定要借調的老師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從事這種對群體、對社會貢獻的事業,就現實的角度,確是一種犧牲。當退休新制可能進一步拉大學校行政人員和老師的退休金差距時,走行政路線向上爬,遠比擔任教師會的會務人員更有現實的利基,令人不得不擔心教師會幹部會不會越來越難找?

對此,我沒有那麼悲觀?我始終相信,如果教師會是一個實踐理想的場域,透過同儕相濡以沫,形成一種為群體奉獻的文化,傳承就不是問題;反之,則形成惡性循環,屆時只好靠著額外的工作津貼,以吸引有能力的老師來擔任教師會幹部了。

今年,離開了已任教十年的永清國小,那裡有我共同奮鬥的好同事,理解我一路走來所為何來的知音,如果純粹私情考量,真是捨不得。然而,為了繼續為台灣的環境所有奉獻,便配合學校減班,填了減班超額調動,尋求調到大學校、可允許公假的機會,幸好年資夠老,得以優先出去,在因緣際會下到了新學校,透過理事長和市政府的協商,學校已排定我的課務,召開教評會核淮我的公假。一顆不安的心才算稍稍定案。

今天是7月25日颱風天,學校已放暑假近一個月,我共休假二天陪老婆去宜蘭玩了一趟,老婆說已知足。大部分時間,我不屑交代這些人生芝麻小事,細數自己的私人事務。然而,無奈的是人世間所計較者盡皆如此小鼻小眼,舉國上下交相征利,我為文之際,心中亦掛碍如斯,可見修行層次有限。

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離開這個奮鬥了八年的良心事業,有時放眼四望,不免常想誰來接班呢?但是,更多的時間,我已學會順其自然。

僅此文向教師會幹部們致敬,向舊同事辭別,新同事說明。

作者/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 台灣山林的悲歌 」,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

【守護森林】台灣山林的悲歌

文☉李根政 1912年~~日據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本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 日本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1959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間,每年平均伐木面積超過1萬公頃,其中又以1971年的1萬6千多公頃為最高峰。 1975年由於政府開始注意森林對國土保安的重要,加上幾大林場的檜木林已幾乎伐盡,伐木量逐漸降低。1991年政府以行政命令宣布禁伐天然林,大規模的伐木才正式進入尾聲。 總計,國民政府來台後,共砍伐34萬4千多公頃的林地,面積超過三座玉山國家公園。材積約4,456萬7千餘立方公尺,如果以長...

【守護森林】從黑心柳杉看台灣的林業

柳杉是台灣百年林業最具代表性的造林樹種, 從日本時代延續到國府,這二大殖民政權, 至今,伐木與造林的歷史及傷痕,還沒得 應有的重視, 不會講話的台灣森林,也需要轉型正義。 文⊙李根政 2002年2月21日報載「柳杉黑了心」─台灣北部山區一萬五千公頃、約三千萬株的柳杉造林,近來發現疏伐砍下的柳杉中,八成以上罹患「黑心症」 ,林務局號稱考量水土保持功能,計劃近期內以每五公頃為一單位,採用漸進方式逐步砍伐這批柳杉,並就地在山區標售。新竹林管理處的蕭煥堂課長並表示,林務局將在砍伐後的林地改種香杉、紅檜、台灣杉、櫸木、烏心石等本土樹種,一來讓台灣的林相恢復鄉土面貌,二來也可以徹底解決黑心柳杉的問題。林務局黃裕星局長則表示,這一次計畫將柳杉作行列疏伐,並不是為了黑心症,而是為了改善生態環境,因為這些柳杉都已屆高齡期,將逐漸老化,因此趁這個時候改善林相。 這個新聞觸動了一位林業老兵黃英塗先生,對日、台百年來林業經營的深刻體驗,揭發了台灣林業經營局部陰暗的膿瘡。 透過陳玉峯教授的引介,我和中心的二位同事在週末的早晨從高雄前去拜訪黃老先生。黃老先生民國49年從台大畢業,歷任水里、和社等營林區主任,63年從日本九州大學林產研究所畢業,去年剛從溪頭森林遊樂區森林育樂組主任退休。 由於對事理的堅持,黃老先生以口頭及書面提供了本文寫作的基本資料。 台灣引進柳杉的歷史 1895年日本據台,準備在台灣推廣日本扁柏和柳杉,1891年(民前10年)日本土倉株式會社公司(伐木業者)於是從日本引進柳杉在烏來龜山一帶栽植,但種植失敗。 而真正影響日後柳杉造林最大的,咸信應是始自目前的溪頭森林遊樂區。明治35年(1901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台灣演習林成立了,第一任主任西川末三決定引進奈良縣-吉野川-川上村的「吉野柳杉」,由於溪頭是山谷地形,濕度高,氣候和原產地相當接近,明治39年便選定了溪頭進行柳杉的造林試驗,種植的地點即是今日溪頭米堤大飯店前的「西川造林地」。(註一) 明治43年(1909年)西川末三引進吉野柳杉來台播種,2年後正式栽植,(1911年)種植了十年之後,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吉野正男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其生長的高度、直徑竟比日本原產地高出二倍以上,這個成功的經驗,促使台灣演習林、阿里山等地陸續種植柳杉。 黑心柳杉不是病 柳杉( C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