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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社運】論抗爭的愛與慈悲


文☉李根政

2005-2007年間,我與詹順貴、文魯彬等環保人士擔任了環保署第六屆環評委員,在號稱具有否決權的環評會中,與徐光蓉、周晉澄、郭鴻裕等學者委員,共同對抗了來自民進黨執政者對環評會的掌控。

但是,今年我拒絕了各界推薦參與第八屆環評委員之甄選,原因是,即使被推薦了也鐵定不會當選,更重要的原因是從擔任環評委員的過程中,看到環評制度的致命缺陷,確認了體制外抗爭之必要。

環評委員共有21席,其中7席是研考會、農委會、國科會等政府部會的官方代表,14位是遴選委員選出的學者專家,依據環評委員遴選辦法,遴選委員由環保署副署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5位環保署推薦的專家學者,5位機關代表組成(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綜計處長),依此組成,色彩鮮明之環保人士如何進入?第六屆委員的產生是民進黨執政者在黨外時期與環保人士併肩作戰的淵源,加上對環評制度還不熟悉的特殊政治情境下意外促成,不僅空前,也應是絕後。

依現行環評委員會的組成,只要政府下指令給7位官派委員,加上掌握4位專家學者的支持,投票就過半數。在一些顯著破壞環境,且政府視為「雞肋」開發案,環評委員或許可以否決,但只要是執政者支持的大開發案,環保署就得貫徹執政者意志,環評會則淪為開發者背書的工具,頂多要求開發單位減輕環境影響。民進黨時期,爭議極大的中部科學園區后里、七星基地,被要求限時限刻完成環評審查,我們在環評會道理說盡,投票就是輸;台塑煉鋼廠硬是要通關,用盡卑劣手段,幸好碰上經濟不景氣,才暫時停擺;現在換成國民黨執政,中科四期二林基地,還沒送案審查,就對外宣布7月底要動工,為了配合施工進度,環評專案小組幾乎是每週一審;台電大林廠擴建案,環保署費盡心力為台電公司辯護,動用國家資源打壓環保團體、地方環保機關,卻不見對破壞者的環保要求!

其實,翻開台灣環境運動史,環境保護從來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沒有抗爭,就撐不出環境保護的空間。抗爭的過程當然要講道理,但是講道理是為了喚起更多人意識覺醒,是為了增加談判籌碼,壯大反對力量,而非天真的以為講道理就可以講贏。

如果不是新竹水源里民的圍廠抗爭,李長榮化工怎會遷廠?
如果不是鹿港人走上總統府,杜邦公司怎會撤離?
如果不是宜蘭人堅定反六輕,今天雲林麥寮的癌鄉就換成了宜蘭。
已通過環評的美濃水庫、吉洋人工湖,如果不是因為人民抗爭,逼得政治人物表態,怎會停建?

這樣的說法,不代表我們反對理性的討論。而是在現今假民主、真暴政─「惡僕欺主」的政治環境中,沒有抗爭,連理性討論的空間都壓縮到幾乎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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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四處演講的場合中,偶爾會有朋友問我,環境問題這麼嚴重,努力也不一定有成果,你為什麼可以堅持這麼久。我最近慢慢的梳理自己的實踐的過程,得到一個尋常的答案:「當我們看到環境的破壞、世界的不公不義,必然心生憤怒、悲傷,甚至恨意,但我們必需往內心觀照,觀照我們為什麼會產生這些情緒,當我們往內觀照時,將會看到我們內心對土地、人們的愛。當我們回到「愛」這個根源,回到我們愛大地、愛人類的初發心,想到孩子天真無邪的容顏,大地無所不在的奇蹟,就會產一股源源不絕的力量。」

否則當我們被悲傷、憤怒的負面情緒所淹沒時,必然生出無力感、失望甚至絕望、精神躁鬰。這些都是我在從事環保運動最初幾年的親身經驗,那些身心俱疲,身體每下愈況的日子,不是我個人獨特的經驗,而是環保運動圈中的常態,過去一、二十年間有些朋友走過來了,有些人選擇離開,更令人心疼的是有些前輩身心交瘁,犧牲了自己的健康甚至寶貴的生命。

我們之所以常常「反對」某事,是為了要保護後代子孫與其他生命,當今絕大多數的環保抗爭,都秉持著甘地先生非暴力的原則。一行禪師說:「非暴力並不等於不行動」、「非暴力的意義是:以慈悲心行動。」

基於對地球、全人類的大愛,而進行的抗爭,表面上的吶喊、批判、對抗行為,也許會令不知真相的旁觀者感到不自在,但卻是一種慈悲的行為;反之,漠視體制的不公不義,無視於環境破壞、弱勢人們受苦受難,僅是在表面的言語、行為上對人和氣、說好話,則是一種鄉愿的罪行。

不可否認,批判某人、某機關,的確會令當事人不舒服,同樣的,批判者如果感受到被批判者的不舒服,也會感到心生同情理解。但是,我們該因為同情、理解其個人的感受,而停止揭發其惡行?

在向政府抗爭時,官員們常常說:「我們要理性的討論」,「我們要尊重專家的意見」。但是,我們要了解其中比例懸殊、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當今世上,政府和大財團握有絕對的權勢,反之,迫不得已從事抗爭運動的人,則是絕對的弱勢者。

我們可以想像,一位孔武有力的大男人,拿著刀架在一位弱女子脖子上,要搶奪財物,當女孩子失聲尖叫,拭圖扭身掙脫時,這個大男人教訓她:妳要理性,不應無理抗爭,我們來客觀的討論這件事!…這樣合理嗎?
不幸的是,今天,行使這樣暴力的,正是我們的國家機器、大財團和傳播媒體。

2007年,當我辭去教職成立地球公民協會時,充分體認到「愛與慈悲」是從事環保運動的最大動力,乃將此納入協會的成立的重要理念。然而,近日本會及個人因為致力於減緩全球暖化、捍衛空氣品質、反對台電燃煤電廠的擴張,正持續接獲環保署的猛烈攻擊,其中該署的新聞稿及一位網友甚至質疑起我們的初發心─「愛與慈悲」,謹以本文陳明個人理念。

作者/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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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心痛的名單】興建湖山水庫,損失的野生動植物…

湖山水庫,這座國民黨規劃,民進黨通過興建的水庫。
預定地除了是全球已知八色鳥分佈密度最高的區域外,更有難以數計的動植物。

然而,環評調查沒有說這裡有八色鳥,也沒紀錄有珍稀植物。
在民間團體不斷施壓之後,水利署才被迫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這裡有植物316種、鳥類81種、哺乳類22種、爬蟲類32種、魚類22種等。本區域之生物多樣性、歧異度非常高,堪稱低海拔生物寶庫。
這是份令人傷心的墓誌,只剩下名字。
我看過怪手剷平湖山水庫所在地山谷的畫面,想起了阿凡達,是那麼寫實。

水庫已經接近完工,這些在淹沒區和工程區的動植物也就消失了。
至於所謂生態保育措施有沒有成效呢?可以請大家檢視相關報告。

根據水利署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斗六丘陵(包括湖山水庫)的八色鳥數量顯示,
因為水庫的開發、清除地表植被,八色鳥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2004年,222隻
2005年,156隻
2006年,162隻
2007年,155隻
2008年,117隻(湖山水庫工程,71-73林班地八色鳥數量變少)
2009年,104隻
2010年,89隻(湖山水庫工程,64-67 林班地八色鳥減少)
2011年,57隻
2012年,34隻(湖山水庫範圍3隻)。

「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101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3.wracb.gov.tw/Public/DownLoads/201356105957055.pdf

台灣已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蔡政府是否具有反省力,
認真檢討錯誤的水資源和產業政策?
湖山水庫是歷史殷鑑。

2016.4.7補記
------------------------------------------------ 【附錄1】湖山水庫‧我的家…
1.1 湖山水庫計畫區植物名錄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台灣山林的悲歌」,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

真正的人道是解決污染,不是遷村

關於大林蒲遷村,做為一個非當事人,要尊重在地居民的選擇;但是,做為一個市民、公民,我有不同的想法。

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目前規劃的大林蒲和鳳鼻頭遷村地點距離臨海工業區僅有三公里,最大的差別在於融入了都市商業區,煙囟的壓迫感會改善,不必直接面對工廠的工安意外和惡性排放,但並沒有脫離重污染區域。
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德國統一至今二十多年,他們成功的改造了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台灣能不能試著把眼光也看向未來的二十年。

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