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從萬分之0.5起走！誠徵地球公民捐款會員


「1249」是地球公民截至2019年底統計的定期定額捐款人數，一萬個台灣人中有0.53位。在台東、花蓮、高雄的比例超過萬分之一，支持度最高；在台北、台南、新竹則超過萬分之0.5；其他縣市則少於萬分之0.5。

地球公民基金會是向環保署登記立案的財團法人，財團法人這四個字很容易讓人誤會，以為我們是財團捐助成立的很有錢，但完全不是這樣，我們是台灣第一個透過大眾募款成立的環保基金會，500萬的基金不能動，孳息也很少，日常運作都要靠募款。

定期捐款人是指每月或每年的固定捐款，支持地球公民的運作，可以說是地球公民最穩定的捐款會員。

1249位捐款會員，這是地球公民花了將近十三年的努力，所得到的支持與肯定。

這樣的人數和比例是多還是少？相較於台灣多數的本土環境組織，1249算是多的，但相較於來台灣發展的國際環境組織則小的不成比例（註）。

#為什麼我們要在意這個數字？

在民主社會中，選票的多寡代表著一個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政治實力，但當環境團體在做政策倡議、政治遊說的時候，也需要展現政治實力。臉書的粉絲數量可以算一種政治實力嗎？地球公民臉書的粉絲12.9萬人，每一位粉絲都重要，是一種聲量指標。但在臉書的演算法下，這也是財力的軍備競賽，除了內容要產製得夠吸睛動人，更必需投放大量廣告，才能觸及更多群眾。

我認為，捐款會員數量才是紮實的硬實力，一分捐款代表一份台灣珍視環境的社會力。當我們擁有更多捐款會員，在政治角力的時候，就是政府和企業無法忽視的聲音。

#環保運動要不要花錢？

不論是政府或企業的營運，人事費和業務費都是基本款，非營利的環境團體也一樣。

地球公民長期關注台灣山林國土、花東、農地的守護；倡議能源轉型、降低工業污染，這是我們的工作範疇，多年來已執行或正執行中的專案超過上百個。

至於我們日常的工作，議題的研究調查，生產論述、新聞稿可以類比企業的研發部門；經營臉書、IG等自媒體；寫文章發表、媒體受訪、演講，比較像是行銷部門；串連經營社群、社區、辦記者會、遊行、政治遊說與角力，像是業務部門。

最大的差別是：企業的業務部門是為了賺錢，但我們是為了達成「環境保護」的目標。

有一次，我把人力配置拿給企業管理和人資專家看，這位朋友一看就說：這樣公司企業一定倒！只有花錢的部門，幾乎沒有賺錢的部門，這樣如何營運和成長？

事實上，和政府或企業一樣，環境團體的每項工作都需要專業，如果要把工作做得好又有效率，就是需要專業的人才，專職的人數和素質往往也是組織影響力大小的指標。

許多台灣人對於環境工作的認知，在腦中浮現的身影可能是慈濟的回收志工，但卻沒注意到，就算是慈濟這樣的宗教團體，仍然需要很多專職工作者，這些人需要合理的薪資，支持生活、照顧家人。

#要把募款當一件重要的事

台灣本土環境NGO確實很土很害羞，真的不會也不懂募款要錢，或者根本不重視。地球公民已邁入第十三年，我們幾乎把人力都放在第一線的議題倡議，行銷宣傳次之，直到去年才聘了第一位募款專員。

過去一年，我們更積極在網路爭取捐款；規劃製作電子報，向連署人、支持者報告議題進度、工作成果；積極發訊息給曾經的捐款人。經過一整年的努力，我們增加了約100位捐款會員，今年一月至四月底，則成長約50位捐款會員，但總捐款金額比去年同期減少，可能是受到疫情影響。

我今年邁入53歲了，我自問：

地球公民在台灣扮演的角色是否無法取代？
地球公民值不值得超過萬分之一的台灣人支持？
如果有兩倍、四倍或更多的資源，我們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再花上十三年才能爭取台灣萬分之0.53人們的支持，相對於台灣千瘡百孔的環境，是不是太慢了。

如果我們再不重視募款，只重視議題的倡議，不僅現有議題難以深化精進，也無法增聘新進工作者，十年之內必然面對傳承的危機。因此，我深刻體會到：必須把募款當作一件重要的事。

看到國際NGO在台灣取得了相當好的募款成績，這帶給我們很大的刺激和反省，常常掛在心裡琢磨著：地球公民能否開創一套募款方法，讓社會看到台灣本土環境NGO的努力，願意成為捐款會員？國際NGO的募款作法有那些值得借鏡？捐款人可以接受我們投入多少資源在募款工作？

地球公民自成立以來，就不接受政府、破壞環境的財團捐款，對於企業捐款進行利益迴避。過去幾年，收入約有5-7成來自定期捐款，其他是靠不定期的單筆捐助。

因為有「1249」位定期定額捐款會員，以及不定期捐助的熱心民眾，我們才得以聘用專兼職，推動倡議工作的各項業務，取得守護環境的成果。

如果您認同地球公民的工作，請您加入地球公民捐款會員，定期定額捐款，投資台灣好山好水好空氣。邀請您一起成為守護環境--萬分之一台灣人。

我可以跟您保證，地球公民值得您的捐助！

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
李根政

》加入地球公民捐款會員｜https://bit.ly/3896LrU

》2019 年度成果報告｜https://bit.ly/38a2Via

----------------------
註：〈一年攔下6萬人捐2.7億 綠色和平街頭募款為何這麼強？〉
但根據天下的報導，綠色和平在台灣已經有超過六萬人定期捐款（2018）他們在街頭上一個月得到的定期捐款單，有可能比我們努力二十年還多。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4355  

標籤：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 台灣山林的悲歌 」，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
閱讀完整內容

【守護森林】台灣山林的悲歌

文☉李根政 1912年~~日據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本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 日本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1959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間，每年平均伐木面積超過1萬公頃，其中又以1971年的1萬6千多公頃為最高峰。 1975年由於政府開始注意森林對國土保安的重要，加上幾大林場的檜木林已幾乎伐盡，伐木量逐漸降低。1991年政府以行政命令宣布禁伐天然林，大規模的伐木才正式進入尾聲。 總計，國民政府來台後，共砍伐34萬4千多公頃的林地，面積超過三座玉山國家公園。材積約4,456萬7千餘立方公尺，如果以長...
閱讀完整內容

高雄地區焚化爐危機（1999）

  李根政 @1999 （原載於〈生態中心〉季刊試刊號 23-27 頁） 1999 年 7 月，美國聖勞倫斯大學化學教授 Dr. Paul Connett 訪台，很遺憾的對台灣的環境運動者說：他來晚了一步，來不及把先進國家垃圾焚化的惡果告知台灣民眾，因為台灣己步入「先進國家」的後塵，把焚化爐當成解決垃圾問題的仙丹。以為焚化爐一蓋，垃圾問題都解決了。 高高屏地區自 1999 年 6 月以後，民生垃圾正式進入焚化爐的時代，在幾座焚化爐相繼運轉之後，我們發現其荒腔走板的地步，已進入焚化爐惡質的循環模式之中。其中最嚴重的當屬「搶垃圾」及「灰渣」的問題。另外密布在高雄縣、市邊境的「醫療廢棄物焚化爐」和「事業廢棄物焚化爐」則是一個早已存在，但從未被關注的嚴重污染黑洞。（註） 垃圾不夠燒怎麼辦？ 當耗資 56 億 9,600 萬元的高雄市南區資源回收廠於 1999 年 6 月提前完工後，每日可焚燒 1800 噸垃圾的超大容量，揭開垃圾不夠燒、搶垃圾的荒謬戲碼：起初是高市南區廠代為處理鳳山地區每天 450 噸垃圾，見證縣市友誼；但在高縣仁武焚化爐完工開始試燒後，林園鄉以垃圾運往高市焚化僅 10 分鐘車程，而運往仁武卻要一小時以上，不合經濟效益，拒絕運往該縣的仁武焚化爐，縣、市顯然已陷入搶垃圾的窘境。後來的解決之道是，透過縣市協議，達成仁武焚化爐處理高市左、楠地區的垃圾，以交換林園大寮垃圾運往高市的南區焚化爐。 高縣仁武焚化爐當初設計總焚化量為 1,350 噸， 1999 年 11 月 12 日進入試燒最後階段，需達到「兩個月連續高負荷運轉」，每日所需垃圾量超過一千四百噸，但試燒一開始，環保局赫然發現，各鄉鎮實際垃圾量竟大幅萎縮，嚴重縮水僅為當初提報數的六成，從以往號稱 1,800 噸，降為 1,200 噸，其中尤以大寮情況最為嚴重，提報 400 噸，實際卻僅有 150 噸垃圾量。垃圾量 100 餘噸的林園鄉，僅進場 40 到 50 噸，燕巢鄉曾出現進場 2 、 3 噸的「成績」。 因此即使有了和高雄市交換的左、楠地區每日 600 噸垃圾（後來縮水為 400 噸），加上轄區內既有的十二鄉鎮垃圾總量，每日實際進場的垃圾卻僅有 1,000 噸，較所需垃圾量嚴重不足，需再增加 400 噸之多。但是高縣仍有幾個鄉鎮，以無法支付高昂的處理費而拒絕讓垃圾進場焚燒，最後縣府為了解決此一困境...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