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從故鄉金門移居高雄，隔年和老婆李怡賢一起參與了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第二期解說員訓練，從此轉變了人生的方向，在此之前，我是一個熱愛藝術創作，在喜歡賞鳥拍鳥的國小老師。因為參與了柴山保護運動，從中學習高雄的人文歷史和生態知識，漸漸產生高雄人認同，初識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期間受到黃文龍醫師、作家吳錦發、洪田浚、王家祥等前輩的啟蒙，開始成為台灣社會運動—公民社會的一員。
1998年6月，高雄市教師會張輝山理事長的鼓動下，我和一群長期在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的義工—傅志男、林蕙姿、李怡賢等同為基層教師的伙伴，在教師會成立了「生態教育中心」。當時並沒有偉大的願景、甚至沒有明確的關注方向，靠的僅是一股對保護環境的熱情，便開始投入環保運動，關注的領域非常多元，包括校園生態教育、柴山和公園綠地、美濃水庫、有害事業廢棄物、海灘廢棄物監測，焚化爐、動物保護等，在這些運動裡得到許多的養份。
同年8月，由於教師會張輝山理事長的引介，我和伙伴們參與了陳玉峯教授的第二梯次「環境佈道師」營隊，課程包括了「台灣自然史、土地開拓史、土地倫理」等，這是我最重要的山林知識和意識啟蒙，同一時間，陳教授及保育團體正如火如荼的推動「搶救檜木林運動」、推動「馬告檜木國家公園」，從此，我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可以說是這本書的起源。
二十幾年來，我走過許多被污染的大地、殘破的山林，投入一場又一場的環保運動，一個新移民漸漸產生了與土地深刻的鏈結，更深刻體會到喚起台灣人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可以超越黨派、族群、世代，讓彼此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
這本書是跨越二十年的行動報告，因為在每個階段要感謝的人很多，我在下面分別說明。
2001-2003年間，我就讀靜宜大學生態所，以催生馬告（棲蘭）檜木國家公園寫成了碩士論文，陳教授正是我的指導教授。第一篇大伐木時代與森林運動，就是以我的碩士論文為基礎，重新增補剪裁撰寫，可以說是個人追探前輩的觀點，反芻的讀書心得。
其中，有關日治時代，以及戰後國府的森林政策，是以政府出版品和資料為基礎所撰寫；解嚴之後森林保護運動的初聲，則參考了賴春標先生在人間雜誌、報紙的報導，還有從未謀面的李剛先生書寫的悲泣的森林等前輩的紀錄。關於日治至國府林業史的描述，是在有限的資料中，試圖勾勒一個輪廓和骨架，由於尺度很大，僅依賴少數官方出版品及統計，尚不足以成為嚴謹的史學，可以說是個人拋磚引玉的讀書報告；有關搶救棲蘭檜木林—催生馬告檜木國家公園運動，則是我親身參與的梳理和紀錄。作為一個環保運動者，當然重視事實和真相的探求，然而，個人並無能力身兼學術研究與組織倡議，因而誠實的交代此背景。
這個階段的運動，要特別感謝陳玉峯教授、黃文龍醫師、楊國禎教授、蘇振輝董事長、張輝山老師、陳銘彬老師、楊博名總經理、田秋堇女士、阿棟優帕斯牧師；及高雄市教師會、全國教師會，我的山林行動是來自他們的啟蒙、協力和支持。另外，前輩林聖崇、朱增宏先生則是我在社運和國會工作重要的學習對象。
在推動馬告檜木國家公園陷入謬著狀態時，2002年，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邀請楊國禎教授導覽浸水營古道，我和伙伴看到了全民造林運動執行的案例，開始持續調查造林政策，伐木養菇，並以一連串記者會、公聽會等行動，與政府進行交涉等至今，這是第二篇造林，以國土保安之名的森林毀壞的緣由。
這段期間，特別要感謝楊國禎教授在植物生態和調查的專業協力，高雄市教師會執行祕書林岱瑾小姐，義工柯耀源先生、李怡賢、傅志男老師等基層教師，是在調查和行動主要的伙伴；花東的調查特別要感謝董藹光、潘富哲老師的協助；台北的記者會及行動，多次由廖明睿先生、廖本全先生，以及台北大學地政系的同學們協助。這些行動，一直延續到地球公民協會（基金會），專職楊俊朗、袁庭堯等同事的陸續加入協力。
2016民進黨第二次執政，農委會宣布了天然林禁伐、里山倡議、森林認證三大政策。林務局開始推動台灣的新林業，以試圖從經營人工林，供應國產材，提升木材自給率。我和地球公民基金會黃瑋隆、潘怡庭、吳其融等同事實地參訪森林認證的工廠和林地，探討台灣永續性的木材生產的課題，這構成了第三篇台灣經濟林的再定位的內容。
八八風災重創南台灣後，我和伙伴除了到紀錄災難外，這幾年也陸續訪查民間人士、原住民部落打破了傳統「種樹」的框架，嘗試從生態學、在地知識出發，進行復育山林，這些動人感動的案例，都非台灣主流社會所知，卻是山林復育、森林重生的力量，值得有心從事森林復育的各界參考。同時，我回溯了過去行腳的山區部落、水土保持工程，思考什麼是山林復育，構成第四篇重生—國土與山林復育，這段期間的考察，有賴同事楊俊朗、薛淑文、呂翊齊專員、好友傅志男老師提供協助。
這二十年來，除了這麼多師長前輩、同儕和晚輩的啟蒙和協力，要特別感謝高雄市教師會、全國教師會、台灣生態學會，以及地球公民基金會等組織，以及過程許許多多出錢出力參與行動的人們。如果森林的議題有所前進，正是這些社會力的集體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