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社運】台灣環境NGO的下一個十年*

文☉李根政（2010.5.4）

台灣充滿活力，無畏權勢的環保運動者，儘管在資源困頓的情況下，仍扮演了這個社會的良心者、防腐劑，讓這個幽暗的社會看到一些亮光。然而，在經歷了1980年代社運和政治運動緊密結合期，2000年政黨輪替十年的重整期之後，普遍上，台灣的環境NGO都面臨了經營的困境。我曾向幾位環運幹部提出三個基本的問題：
貴會的宗旨和目標是什麼？過去實踐了多少？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能不能實現當初的宗旨和目標？
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大都是否定的。
顯然，也許目標的設定大而無當，也許組織運作出了問題，或許二個都有問題。

組織、群眾、資金、人才
想要抗衡政府和財團這種專業的破壞者、掠奪者，打遊擊式的點狀突破，或許是資源有限不得不然的形式，但是想要捍動整個體制，專業的組織還是比較有勝算。

環境問題是世世代代都要面對的課題，唯有重視人才的培養，知識和經驗的傳承，才有可能壯大改變的力量。而這同樣要有實力、有效能的組織支撐。

建立一個專業環境組織，不外乎是「人」和「錢」的問題。

目前許多環保團體的運作是仰賴政府的委託案，從中節省開支勉力支撐。但是，經驗告訴我們：靠政府的補助，既無益於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消耗了有志之士的熱情，使得人才總是留不住，經驗也很難累積，陷入了極糟的惡性循環。這樣的環保團體，或許偶爾可以虛張聲勢，但無法發揮持續的影響力。

以台灣的經濟力及廣大的中產階級，想支撐更多專業的環保團體來為人民和土地代言應非難事。唯有擺脫接政府專案維生，擺脫顧問公司和監督團體的雙重角色，直接面對社會、群眾，在持續的溝通對話中爭取經費和行動的支持，才能壯大民間社會的力量，產生政治影響力，改變政策和制度。

一份捐款代表一份力量，爭取群眾捐款和街頭抗爭同樣重要；有組織、有群眾的環保運動，才能讓多元人才發揮理想，成為培養國家棟樑之材的搖籃。

目標
台灣的環保團體已自然形成議題上的專業分工，例如森林、工業污染、農業、廢棄物、海洋、法律等…，未來的挑戰在如何在既有的議題上深耕。

但是，我們也看到團體們明知組織裡只有一、二位專職，仍然提出包山包海的工作目標，如果都要認真執行，恐怕得千軍萬馬才行。在整個社會都沈默的時候，有人願意出來發聲，當然是有聲勝無聲；明知其不可為的精神誠然可貴，但是，當每個議題，環保團體的處理模式都是虎頭蛇尾，在媒體短暫曝光後，就無力繼續追蹤，這不只讓對手「看破腳手」，更不利建立公眾的信賴感，對於長期的組織經營不見得是好事。

台灣不乏理想遠大的環保運動者，議題也不缺乏媒體曝光，但是，如何務實的界定工作範疇，腳踏實地的評估組織的實力，有計劃有節奏的推動，爭取社會的支持和長期的信賴則是一大挑戰。議題有績效是募款的基礎，必需在組織經營的過程中緊密結合。

環境運動者
一位同事曾經分享：來到協會工作以後，就很少跟以前的死黨聚會，即使聚會了，也不知道談些什麼，一開口談環境，大家就都避之唯恐不及。說著說著，眼眶泛紅掉下淚來。

這位同事心裡的苦，並非單獨的存在。

我進入環境運動的領域至今已有15年，猶記1995年剛入門時，黃文龍醫師─柴山會的經驗，讓我對非營利組織改變世界的力量充滿響往，就好比佛門用語「一燈點亮千年暗」；猶記1998年，接受陳玉峰教授對台灣山林、土地認同的啟發後，所生出的使命感；猶記這十幾年走過美好的山川田野，或者是傷痕累累的大地；領受鄉野中滿滿的人情和草根智慧，看盡受污染迫害的人們的臉孔，還有扭曲的人性…。15年來，身心裡刻劃著土地和人民的點滴，猶如出生後的再次銘印，同時也交織著理想實踐和現實落差的痛苦。

環境運動者大都具有無私的「社會人格」，對於環境的破壞、社會的不公不義，比多數人敏感。當我們日復一日的接收有生命、無生命的萬物之苦；當我們不斷付出又得不到甜美的果實時，如何從中找到正面的力量，這不只需要熱情，更需要一個柔軟成熟的心智，尤其在我們實踐理想的時候，不要忘了，要讓家人、朋友、社會感受到你的愛，這是我十幾年來不斷學習的功課。

關於環境運動所需要的人才，我有一個簡單的體悟：喜歡這個工作，比使命感更重要，天使負載過重，很容易折翼受傷。

最近，在騎單車到辦公室途中，我就常問我自己，為什麼喜歡這個工作？

內心裡最常浮現的答案是：因為這是份充滿創造性，讓生命更豐富的工作。

套句生意人說的行話，環境運動處處是待開拓的「藍海」，試煉著自己生命的寬廣度和縱深。我常常在想著：如何提昇視野，開拓心胸，展現自己真實自然的一面，讓更多的人認同、支持我們的工作？如何產生改變的力量？這個議題要如何開展？

行動是力量的根源，每天只要有一些進展，每天只要得到一點回饋，我就覺得「今天真好」，由於從事環境運動，讓我們連結到各種善緣，感受生命的美好，更是一種幸福。

有心從事守護大地海洋的朋友，讓我們一起在實踐的過程中，體驗生命的美好！

作者．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這篇文章是應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的邀稿，內容大都是我的主觀經驗。台灣環境NGO該怎麼往下走，是現有環運伙伴、關懷者的集體命題，藉此拋磚引玉。

【水資源】極端氣候下的水資源思考

文☉李根政．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十幾年前，南部正在反對美濃水庫。當時，水資局和學術界中的專家，一再以「沒水庫，就沒水喝！」的口號對大眾洗腦，同時也製造了「喝水的高雄市民」和「反水庫的美濃人」之間的矛盾。

十幾年後，八八水災後緊接著南台大旱，為確保工業和民生用水無虞，一萬九千公頃農田被迫休耕，不僅如此，本已停擺的美濃水庫、吉洋人工湖、士文水庫，水利界又重新倡議，他們的論調還是數十年如一日：「南台灣的雨季集中在5-9月，豐枯季節的雨量本就十分極端，如果不把雨季的水儲存起來，旱季就沒水可以用；其次高屏溪的逕流利用率非常低，讓白花花的水流入大海，實在太浪費。」因此，蓋水庫儲水是最好的方法。

這個邏輯聽起來很合理，但是，放在台灣的環境條件和全球氣候變遷的情境下，就充滿了挑戰。

短命的水庫能解決缺水問題？
在地質年輕脆弱的台灣，山區裡能蓋水庫地方本就不多，壽命也不會太長，加上集水區的植被保護失控，河川的輸沙量非常大，使得水庫更加短命。以全台蓄水量最大的曾文水庫為例，才完工36年，水庫已經淤積了22.3％，八八水災帶來的淤積量更達到9,000萬立方公尺，意味著只要再來5次等量的砂石，水庫就淤滿了；南化水庫才完工16年，淤積了32.9％，八八水災帶來3,600萬立方公尺，只要再來三次，南化也就再見了。這說明了，台灣水庫的壽命大都在幾十年間，而非水利界膨風的百年或千年？

最近，政府準備編列數百億元清淤，但是，據了解曾文水庫預估一年僅能清淤45萬立方公尺，單單這次八八水災帶來的淤積量就要花上200年，何況每年還會有新的土石淤積。因此，水庫清淤充其量只是政府裝腔作勢，向人民展現「有行動、有做事」的政治動作，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水庫和人的生命一樣，一旦出生就向著死亡的方向走，台灣的水庫更是普遍短命，在豐水期，還得面臨濁度過高的窘境，這些都證明蓋水庫並非萬靈丹。更何況，興建水庫將淹沒山谷，破壞河川、海岸、海洋的生態，或使人民被迫遷徒，飽受崩壩、洩洪淹水的威脅。然而，全台灣仍如火如荼的建水庫，在雲林飽受爭議的「湖山水庫」已在動工中，新竹尖石的「比麟水庫」、基隆的平溪水庫都在規劃中。

我們要問：一座新水庫，從規劃到興建完工至少要1-20年，對於迫切的水荒有何幫助？難道沒有其他辦法了嗎？一座水庫的投資動輒數百億，這些錢該這樣花嗎？

需求端管理
全球的淡水僅占總水量的2.5％，而其中70％存在於冰川、萬年雪、永凍層之中，30％存在於地下水，僅不到0.25％是湖泊和河川。簡單說，淡水是極為珍貴而有限的，而由於人口增加，工業、農業、民生用水不斷攀升，致使水資源供給面臨嚴重的短缺和不均，許多區域的衝突由此而生，最樂觀的估計，全球嚴重缺水的人數將從目前的24億人，增加到2030年的32億人。

另一方面，築壩攔河、超抽地下水、湖泊，使得生態系統瀕於崩潰；工業、農業、都會造成的水污染更讓缺水問題雪上加霜。在此情況下，一味從大自然中增加取水量，不考慮生態圈及後代子孫的用水需求，不僅不道德、不負責任，現世報也會來得快又急。

面對水資源危機，應先透過節約用水、提昇效率，減少用水量，檢討高耗水產業，改善漏水率，提高回收率等等，進行「需求端管理」，這些方案的投資成本低、效率高，應該列為優先政策。

1.降低每天生活用水。台灣每人每天的用水量，台北市約為350公升，其他地區為274公升，與荷蘭等已開發國家約150公升相較是相當高（每人基本的生存和家務用量約50公升）。節水需要制度性的配套，而非止於道德呼籲。如果能讓水價充分反應成本，透過差別費率，確保節水用戶、低收入戶不增加負擔，同時讓高用水量的人繳納「懲罰性的水費」，定能發揮節水效果；如果在都市和建築的設計中就充分考慮節水、雨水收集、回收水；如果像馬桶、洗衣機、水龍頭等器材，能制定嚴格的國家節水標準；如果美綠化使用耐旱的本土植物，而非大量澆灌的外來花草…，定能大大減少用量。如果每天人均用水量降低至200公升，台灣每年可節省一座曾文水庫的蓄水量。

2.改善漏水率。台灣擁有世界罕見的高漏水率，約達30％（世界平均18％，日本7％），如依2005年自來水供水量約40億噸計算，就漏掉了超過10億噸的水，約相當於曾文和翡翠水庫蓄水量的總合。

3.提高工業水價及廢水回收率。台灣工業用水的水價遠低於其供水成本，已形成一種補貼機制，如果能讓工業水價合理化，將迫使企業節約用水、節制高耗水產業的擴張；目前台灣工業廢水的回收率約是50％，而日本、德國的回收率卻已達90％以上，如果台灣的工業廢水回收率達到日本的水準，預估每年可節省8億噸以上，超過一座曾文水庫的總蓄水量。

4. 回收家庭廢水。家庭廢水如果能夠回收再利用，將可減少自來水使用量，降低缺水危機，但是，目前台灣的家庭廢水回收率是「○」。高雄市中洲污水處理廠每天放流的污水量約為6-70萬噸，如果能提高處理等級就可供應附近的小港、臨海工業區。

5.管理地下水。地下水是許多地區的主要水源，更是旱季時的救命水，然而，全台絕大多數地下水井並未納入管理，如果能改善目前的無政府狀態，提高納管比率，管控地下水的超抽，就可儲存大量的救命水於地下。

6.改善河川污染。全台灣有許多河川遭受工業、畜牧、家庭廢水嚴重污染，如果能讓河川恢復清淨，廣大的農田、漁塭就不必再使用髒污的河水，甚至可以提供民生用水。例如，改善屏東東港溪的污染，就可以透過原有的港西抽水站及管線輸送到鳳山水庫，供應大高雄民生用水。

節水是最有效率、最根本的投資，更是適應極端氣候的必備條件。如果能落實1-4的方案，就節省了4-5座曾文水庫的水量；5、6方案更是一舉數得，為什麼不是政府的優先政策？

轉型為節水型的產業、生活模式
台灣近年來的用水缺口主要來自工業的擴張，例如南部科學園區，預估每天還要增加16萬噸的用水；比麟水庫的興建是為了竹科；大肚攔河堰的興建是為了中科二林基地…，在水資源日益匱乏的情形下，持續擴張高耗水，缺水忍受度極低的產業，是非常不明智的決策。

極端氣候下，台灣應節制高耗水產業的擴張，而非開發新水源滿足無止境的需求。我們應該積極轉型為節水型的社會，在產業政策、都市運作、建築規範、生活模式上做大幅的調整，政府與其投資短命又昂貴的水庫，不如把資源轉移至各種需求端的管理，否則只是在圖利水庫開發派的共犯結構，延誤台灣在極端氣候下的應變機會。


△看似風光明媚的曾文水庫，正快速淤積中。



△八八災後近一個月，曾文水庫的上游大埔溪仍是黃黃的濁水／清理不完的土石流和漂流木。

保護地下水，就是儲存救命水。圖為2005.4.28反對吉洋人工湖在高雄縣政府前的抗議。

【工業污染】台塑仁武廠啟示錄

文☉李根政．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地球公民協會和仁武鄉民在台塑門口的抗議行動．何俊彥攝（地球公民協會提供）

在王永慶過世一年又九個月後，位於高雄的台塑仁武廠，以超過土壤及地下水管制標準30萬2,000倍的污染震驚全台，再度重創台塑企業不堪一擊的環保形象。

由環保署土基會所委託的調查結果顯示，仁武廠中的VCM廠，土壤中含氯的有機化合物有11項超標，其中1-2-二氯乙烷超標757.5倍；地下水有13項超標，其中1-2-二氯乙烷超標30萬2,000倍。HCFC（氟氯烴）廠，地下水有7項超標，其中二氯甲烷超標了2萬2,400倍，仁武廠可說是台灣地下水污染濃度的第一名，而這些毒物大都是公認的致癌物質。

立即停工、檢調介入、風險評估

事實上，土基會的報告是根據6口簡易井、2口標準井所得的樣品，如此粗略的調查，就得出這樣令人震驚的結果，代表污染的事實更加恐怖，為了徹底調查污染及防止其擴散，仁武廠有必要停工受檢。

其次，仁武廠污染絕非一朝一夕所造成，如果我們相信台塑公司所說，2002年是滲漏的起始點，那麼台塑企業這種惡意隱瞞、欺騙社會的行徑應受全民最嚴厲的譴責，而這8年來，高雄縣政府、環保署在這過程中有無凟職，甚至包庇、官商勾結，監察院、檢調單位實有義務進行調查，給國人一個交待。

另外，民眾最關心的是，仁武廠地下水中高濃度的毒化物，會不會影響周邊密集的住宅、農田；每天排放1萬2,000噸含氯的廢水進入後勁溪，對下游引水灌溉的農田衝擊有多大？環保、衛生、農政單位有必要立即進行員工、居民的健康，以及食品安全的風險評估。

地下水的污染本就不易整治，加上含氯毒物的比重大於水，更是難以處理，因此，仁武廠的污染整治，恐怕得花上數十年，甚至百年以上。

同時，為昭公信，相關單位應依行政程序法，將所有資訊公開，並建立民眾充分參與的機制。

檢討放流水標準，杜絕合法排放毒廢水

從2007年開始環保團體即不斷揭露台塑仁武廠排放高濃度的含氯有機物到後勁溪，然而，由於環保法規對於含氯有機化合物揮發到空氣，滲入到土壤及地下水皆訂有管制標準，唯獨排放於水體卻遲遲未訂標準，數十年來，竟任由台塑公司合法排放高濃度毒廢水到後勁溪，污染下游1,390公頃農田，根據海科大林啟燦教授的調查，台塑所排放的「1,2二氯乙烷、氯仿」濃度曾高出歐盟標準的二千多倍，估計相當於每年傾倒約330～380公噸的毒物，儘管民間不斷揭露，但3年多來環保機關都未制定任何標準管制。環保署土基會這份調查顯示了，台灣的石化、金屬、電子相關製程都會使用到含氯有機溶濟，放流水中未管制這些毒物是極大的法規漏洞。

加強管制毒塑膠「PVC」

1973年開始生產PVC的仁武廠，可說是台塑石化的發源地，PVC是聚氯乙烯的簡稱，這種塑膠是由石油裂解的「乙烯」加上「氯」，形成PVC的單體「氯乙烯」（VCM），然後再聚合而成；另外，PVC合成後要製成各種產品時，需添加鉛、鎘等重金屬作為安定劑，以及有毒的塑化劑，極易釋放出來，干擾內分泌及致癌；PVC燃燒後更會產生鹽酸與世紀之毒戴奧辛。由於整個生命週期都與毒性物質有關，因此國際間稱PVC為毒塑膠。

仁武廠的鹼廠過去以電解海水或鹽水生產液鹼與「氯氣」，產生了汞污泥，1998年台塑將一批汞污泥以水泥塊的名義偷偷運到柬埔寨，違反了管制有毒廢棄物的巴塞爾公約，引發國際喧然大波；1999年初屏東鯉魚山挖出高達8,700公噸汞污泥，這些汞污泥的源頭都在這裡。而VCM 廠更是惡名昭彰，全台灣生產氯乙烯的工廠幾乎都被列入污染場址，包括這次的台塑仁武的VCM廠。

國際間對於PVC這種毒塑膠的管制日趨嚴謹，但政府仍在扶植這種夕陽產業，同時任由國人頻繁的接觸和使用各種PVC製品，包括兒童每天都會接觸的橡皮擦、玩具，其健康風險令人擔憂。

台塑企業的真相

王永慶借著兩岸間的敵對或競爭關係，得到政府的各種補貼和特許，例如六輕擁有專用港、低廉的土地價格、超低利率的融資，而其所生產的油品超過70％外銷，還可減免貨物稅。台塑公司享盡國家提供的特權優惠，然而，該公司並未善待這個國家，反而將各種環境、社會成本外部化，極大化企業利潤，單單六輕加上麥寮電廠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高達約6,758萬公噸，竟佔全國總量的26.57％，台塑企業把我們的天空當垃圾場，導致雲嘉南、中部空品區空氣品質日益惡化，嚴重的空污導致附近小學生和居民常常籠罩在有毒氣體，學生們由於無法忍受六輕的惡臭，需要戴口罩上課。而養殖漁業則是面對落塵、排放水的威脅，產業日益萎縮；全球僅剩不到百隻的台灣白海豚也受到威脅；另一方面，水資源的掠奪，更使得濁水溪生態丕變，台塑企業是標準的「污染留台灣，大發國難財。」

全球的石油預計在40年後枯竭，但王永慶先生靠石化業所賺的錢，即使能夠吐出來，也難以復育乾淨的天空、河流、大海和土地。台塑企業當然有做了一些慈善工作，但相較於其禍延子孫的污染，其實是「施小善、行大惡」。

台塑仁武廠的污染，是王永慶先生留給世人最沈重的遺產，但這只是遺產（毒）的一小份清單。諷刺的是當王氏家族正忙著在瓜分王永慶留下的龐大遺產時，似乎忘了這些「負資產」！

民進黨執政時曾經全力支持台塑煉鋼廠的開發，現今的國民黨則推動六輕五期的計畫，台塑公司藍綠通吃的本領，正是其污染王國能持續擴張的靠山，何時，我們才會出現真正為世代人民負責，不向財團傾斜的政權？期待國人的覺醒與智慧。

△台塑仁武廠排放高濃度的含氯有機物到後勁溪。李根政攝

（本文原載玉山周報42期，34頁。201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