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反省】COP14雜記—與反省觀察

文☉李根政

2008年12月6日，從溫暖的南台灣，搭乘了高碳排放的三班航機，共飛行一萬多公里，耗費了近24個小時，我們飛到了舉辦COP14/CMP4[1]會議的波蘭波茲南市，原本這個時節的波茲南，應該是大雪紛飛，積雪盈尺，但我們抵達時只領受到攝氏約4℃左右的低溫，丁點雪都沒有。

能夠報名參與這次大會，是跟著高雄市政府組成的考察團，安排交通、住宿，再透過徐光蓉教授的介紹，用了一個總部在法國巴黎的國際NGO──HELIO的名額才得成行。儘管敏玲已在出國前的一些空檔研究了這次會議的議程和附在網路上的資料，但在完全沒有參加COP會議的經驗下，到了波茲南，我和敏玲還是像逛大觀園似的，摸索這個國際大會的空間、議程、周邊活動。儘管受限個人語言的障礙，5天的走馬看花，還是受到很大的刺激，本文試著做一些分享。

氣候政治

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真正完全履約的附件一國家數量很少，尤其這波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各國為了解決國內的經濟、就業問題，已忙得焦點爛耳，如果減排無法推升經濟成長、增加就業，誰有意願推動？有一個國家的代表就指出，金融危機已成為因應氣變的一種障礙了。

去年12月，在印尼通過的「峇里路線圖」（Bali Road Map），要求各國最晚要在2009年12月召開的《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國大會以及《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國會議（COP15/CMP5）時做出結論，達成承接《京都議定書》2012年到期後的全球抗暖化新協議。因此這次的波茲南會議，相當於是為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的預擬減排共識，他們形容是「踏腳石」[2]。

氣候變遷對人類的威脅猶如一個有時間表的末日進程，全球絕大多數科學家、政府、民間企業、非營利組織都明白，如果不立即減少碳排放，積極推動調適策略，全球性的大災難即將臨頭。
但是，全球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仍然不願意實踐最根本的解決方案，所發展出的碳交易、CDM等機制，只是付出少許代價、迂迴的取得持續增加排放的「權利」，讓高排放國家、企業合法的繼續破壞地球，最大獲利者可能是全球少數碳交易公司，是否真的可以減少全球碳排總量令人質疑；另一方面，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則極力爭取碳排放發展權，不願加入減排行列，邏輯很簡單：你們已在享受高碳排放的果實，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最可憐的是那些氣候變遷下的犧牲者──低地島國、窮國（人），這些低收入國連吃飽都有困難，根本無法付出高昂的調適成本，只能卑微的向加害者─有錢的工業化國家呼籲移轉清潔發展的技術，以及援助調適的資金，後二者特別強調要根據財富及可能性，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氣候變遷是個不折不扣的人道問題

把全球溫升控制在2℃以內，以防止不可逆的氣候變化是目前很重要的共識，然而根據科學家計算出的碳預算的空間，即使先進國家確實屨行其減排承諾，但仍有高額的排放，所剩碳排放空間，不足以讓這些極貧國家的人民脫離貧困。印裔美國學者Sivan Kartha的報告指出，全世界有20億的人缺少乾淨的飲食，15億人沒有電力和化石能源可以使用，基本已不公平，所以應確保處在貧窮線之下的人民，可以透過基本的溫室氣體排放權，得到基本的生活福利──溫室發展權（GDR）。

NGO組織─國際氣候行動網（CAN），在會場中展示了一張海報名為「氣候戰爭（Climate War）」，呈現了氣候變遷已成為當今赤裸裸的富國與窮國、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戰爭。但事實上，這場戰爭中，除非富裕國家願意承擔大部分的責任，否則輸家一定是窮國。
結果，大會的最後二天，富裕國家代表都講些冠冕堂皇的話，反覆針對減緩（mitigation）、調適（adaptation）、技術轉移、資金這四項議題，強調自己國家的立場和承擔責任的意願和策略，但由於該負責任的國家之間歧異甚大，導致這場在波蘭的波茲南召開的氣候會議，談了二個星期，只有決議將在明年啟動對抗暖化威脅的氣候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而其規模目前僅有約6,000萬美元，但是對於2012的減排目標仍然沒有達成任何共識。有一位女性觀察員─NGO代表，忍不住質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誰能告訴我，到底還能不能生小孩？」。在這樣的氣候政治結構下，窮國、女人、小孩似乎註定是輸家，如果深入了解氣候變化的嚴重性，有誰忍心讓註定要受苦的小生命從娘胎裡蹦出來呢？

COP會議上，富國盤算的是如何付出最少責任，跨國企業等利益團體則是見縫插針的尋找商機，或減少衝擊；NGO則努力在周邊會議、展場、大會使盡各種方法，對富國施壓。在這樣的會議中，台灣有沒有角色呢？

△擁核集團正無所不用其極，要把核能做為減碳的選項（圖為綠色和平在COP14場外的抗議）

台灣的COP14團

這次的台灣代表團成員，團長是曾任環保署署長，現任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的簡又新董事長，成員包括了環保署溫減辦公室（呂鴻光執祕、簡慧貞技正）、外交部、經建會、經濟部能源局、工業局、衛生署駐歐盟辦事處、農委會林務局、交通運研所、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台電、中油、中鋼、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等公私部門的代表數人；學者部分是清大的范建得教授，台大的鄭福田、邱祈榮、林子倫教授，台科大的顧洋教授，台北大學的李堅明教授，還有承包安排這次行程的永智和環科顧問公司。由這份加總近40人的名單可以看出，台灣官方團的產業界和經濟部門色彩非常濃厚。地方政府方面，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劉俊一副局長領隊，含環保局、顧問公司、5位大學生、2位NGO共13人，台北縣政府也派出了2人與會。

民間團體這邊，除了我們參與了高雄市政府團，清大的三位學生，清大的學生則由林子倫教授協助徵選，以Green Club名義參與；徐光蓉、佳芬以法國團體HELIO名義參與，另外還有台達電基金會的張揚乾先生也與會。李河清教授和張揚乾先生是有經驗的參與者，他們寫了幾篇COP14會議的報導和觀察，很值得一讀。

我們在波茲南的第一夜，駐波蘭代表宴請了台灣去的團體；隔二天中午，環保署又請我們吃了中餐進行交流，在異鄉與同胞聚會固然有些許溫暖，但是卻少了實質的交流。環保署和工研究在IETA租的展場，文宣品擺得稀稀落落，充其量只能算個休息站，對於首度與會的我們來說，最想了解的是整個會議的狀況，因此，我們沒有花時間去了解環保署在這些周邊會議上的發言。這段期間，環保署發了4 份聲明稿，說明他們參與情形，從中可以看出環保署對外宣傳的重點在於：1.重大產業開發案於環境影響評估時的減量抵換制度，希望建構一個能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自願減量市場；2.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3.依據溫減法建立的自願減量市場交易機制。很可惜，台灣的NGO沒有人可以在會場表達NGO對這些議題的看法，藉機給政府壓力。

精神分裂的台灣

身為富裕國家之列的台灣，碳排放占了全球1％，意味著如果將來出現100萬的氣候難民，其中，有1萬人是台灣所加害的。然而，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一直未被要列入減量的國家，經濟官員可能暗自竊喜──因為台灣的排放量會被計算入中國而被國際忽略，我們可以靠10億中國人口分攤或稀釋責任，因此，台灣仍在肆無忌憚的擴張高污染的石化、鋼鐵業及燃煤電廠，讓碳排放倍數成長，簡單說：在減排這項國際責任，台灣根本不想承認自己是個國家；但另一方面，政府卻一直想要在聯合國、衛生、貿易等國際組織爭取空間，強調是自主的政治實體。
我們像是個雙重人格、精神分裂，鬼鬼祟祟的生意人。

在COP14的大會議上，一些國際NGO以觀察員的身分擁有發言權，但我們這個隱形國家的代表團，只能在IETA的周邊會議上與各國和跨國企業交流，在大會場則完全是是旁觀者。台灣的代表團，包括環保署以官方邀請的學者專家一直都是以工研院（ITRI）所加入的國際碳排放交易協會（IETA）名義參與，諷刺的是，IETA是由29個跨國企業所組成，成員包括BP，SHELL等石油公司，據了解，工研院能資所是在環保署協助下申請加入該協會會員。

一個國家最高環保機關，竟加入由跨國石油公司所組成的國際組織去參加氣候變遷會議，其角色實在是非常的詭異與荒誕。也難怪，我們的環保署官員面對減碳問題，會與工業局沆瀣一氣，始終在清潔發展機制和碳交易等技術層次打轉，不面願對產業結構必需調整的根本課題。

△台灣環保署等單位長期以工研究（ITRI）的名義加入IETA，很難想像我們的環保署是在BP、Shell在同一個組織裡！

關於這兩項機制，我個人的觀察是，清潔發展機制或許可以提昇能源效率，改善污染，但很難減少資源耗用，就像油電混合車所省下的油，趕不上汽車數量成長的耗油；而碳交易只是讓工業化國家持續消耗地球資源的粉飾工具，在欠缺各國總量配額、人均配量的情況下，其成效和公平性令人質疑。

COP14之後

台灣雖然是氣候災難的加害者之一，但我們大部分人口都集中於西部沿海地區，所以也將是受害者。當全世界都在大談如何適應之際，我們在國土規劃、都市設計、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上的法令和政策，連基本的生存問題幾乎都交了白卷。我們拼經濟拼到連命都不要，其短視的程度令人汗顏。我認為：國內除了討論溫室氣體減量外，應即刻籌劃適應的策略。

另外，在國際責任的體現上，如果能改變現有對友邦的金援方向，導向減少毀林，協助當地發展再生能源，透過友邦在COP會議上發表成果，是展現台灣負責任態度的絕佳曝光場合，比起拿錢去收買友邦政要更有實質效益。

這次會後，我有一個最直接的體會：面對氣候變遷這項可預見的全球大災難，環保運動其實是在為人類能否繼續生存而戰，我們應該以此層次設法喚起人民共鳴。

在匆忙趕場中，COP14會議在12日劃下句點，眼看會場上人潮不再，我竟有些異樣的感受。什麼原因呢？是那些坐在走廊、會場地板上，拿著筆電專注於聽講、討論的那些年輕人；會場上各國政府官員、學者專家齊聚一堂嚴肅的討論；場內外NGO的倡議活動、記者會…，種種討論氣候議題的熱絡氣氛，或者，是一種全人類共同面對困難的歸屬感？

△COP14閉幕，350.org的記者會

國際NGO組織在COP14會議上展現了相當的實力，綠色和平在場內有發言空間，在波茲南、華沙的場也有行動，他們在會場內租下一個臨時辦公室，與各國官方辦公室同一棟，我們看到十幾位義工正在製作文宣；國際氣候行動網（CAN）每天都發佈新聞稿，並且召開有趣的記者會（Fossil of the day），每天公布表現最差的前三名國家，這些行動的背後，必有相當的事前準備與後勤系統支援。在這種近萬人參與的大型會議，以目前台灣NGO與會的人手，大概只能去學習觀摩。已經連續參加數屆COP會議的徐光蓉教授謙稱，連他都還沒完全搞清楚COP會議的議程，對於很專業的討論內容也未必都了解，遑論我們這些菜鳥？

在返國的長程飛機上，腦中不斷翻騰一些基本命題和實踐想像：例如用什麼方法可以餵養60億以上的人口，而不損及生態系的存續？如何平等的提昇全體人類的福祉？目前低碳排放國家有沒有辦法跨過由石化經濟，直接過渡到低碳經濟？這次的旅程有沒有機會回饋到國內的工作？台灣的NGO在氣候變遷上可以做出的貢獻是什麼？

作者／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1]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4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4次締約國會議。

[2]本次會議主要討論議題，包括推動峇里島路線圖的行動規劃、已開發國家在2012年後之溫室氣體減量責任、氣候變遷衝擊調適、技術轉移與資金支持、降低毀林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REDD)、開發中國家能力建構與調適行動、彈性機制與全球碳市場發展等，希望2009年底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之COP15/CMP5時，可以完成新的全球氣候協議。

【工業污染】透視潮寮毒災事件

環保署擦屁股的速度永遠趕不上工業局排放的糞尿

潮寮事件，可以說是經濟部主導，環保署放任，

「草菅人命」的混蛋作為。

文☉李根政

潮寮事件堪稱台灣環境公害史上，最嚴重的毒災事件之一，從2008年12月1日起至12月29日止，共四天六次的毒氣攻擊，已造成上百名師生送醫治療，嚴重者全身抽搐、嘔吐，住院超過二個禮拜，症狀輕者終日昏沈，欠缺食慾，居民人心惶惶，只要聽到救護車便直奔學校，擔心孩子中毒。然而，整整一個月過去了，環保署直到1月2日才作出調查報告，找出7家嫌疑犯，1月7日則點名榮工處的大發廢棄物處理廠是最大污染源，建議環保勒令其停工，而和環保署一樣長期失職的工業局和縣政府則似乎置身度外，工業局甚至站在廠商這邊反駁環保署的調查難有說服力。由於無法確保不會有下一波毒氣攻擊，潮寮國中、小全校師生被迫易校上課，環保署說，即使工廠做最大努力，環保單位全天候監控，仍無法改變有空污發生的可能性，遷校是最好的方法。



相信大多數國人無法接受這樣的災難和政府效能，更想問潮寮事件如何善了？

1980至1990年之間，許多工廠附近的居民不堪長期受害，爆發了一連串的反公害運動，諸如台中反三晃農藥廠、新竹反李長榮化工、高雄後勁反五輕、林園事件等，由於公權力無法保障人民基本的環境權，迫使居民採取自力救濟的手段，透過圍廠、走上街頭突破了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不僅逼得政府、工廠不得不回應，且為台灣民主運動累積了養份與能量。90年代以後，台灣似乎不復見指標性的反公害運動，是因為工業污染的問題已獲得解決嗎？還是政府掩蓋了污染的真相；或者社會麻木？人民已習慣「與毒共存」？

多年來，我們訂了許多環保法規，但對於高污染的化工業、電子業管制，至今仍停留在農業時代；我們成立了環保署、環保局，然而，在經濟發展掛帥下，環保單位擦屁股的速度永遠趕不上工業局排放的糞尿；我們要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業局、國科會）要管理輔導工廠做好環保，但是他們睜一隻閉一隻長期放縱，因為，他們的績效是工業產值，而非環境保護，因此，台灣總體環境品質仍在惡化中。

大高雄地區的石化工業從1970年代開始，已發展超過30年，中油公司在後勁、林園、大林埔是上游的輕裂廠與石化原料的生產基地，仁武、大社、林園、大發工業區則密布著中、下游的化工廠，這些工業區包裹著數百個、上千個不定時炸彈，緊緊包圍著大高雄200多萬的居民。這次出事的大發工業區產業型態更為複雜，除了化工廠，還有電子廠、事業、醫療廢棄物處理廠或焚化爐，過去政府還曾經設立了廢五金專區，可以說全台灣最毒的都集中在那裡了！


很不幸的，這些劇毒的工業區之初，不僅欠缺環境影響評估，也沒有進行居民健康風險評估與流行病學的追蹤，工業區緊臨社區民宅、沒有隔離綠帶、沒有空氣監測系統、未曾建立污染指紋資料庫；營運之後，廠商一眛追求利益導向，工業局管理鬆散，環保機關督察能力有限，欠缺公正第三者監督機制，整個工業區猶如一個化外之地，除非抓到現行犯，否則以台灣法律要求受害者舉證的設計下，永遠死無對證。


工廠排放較低濃度毒氣，是政府所允許的合法行為，（例如這次潮寮事件中，環保署調查出平常存在於社區空氣中低濃度的毒空氣就有3、40種以上）惡劣廠家利用夜間、清晨、假日、雨天偷排高濃度毒氣也是司空見慣，環保機關的採樣、緝查永遠慢好幾拍，就算採樣成功，往往低於排放標準，只有當發生氣爆、大量毒氣外洩，導致居民緊急送醫、民眾抗爭時，才會引起有關單位重視，至於水污染、土壤污染更已習慣成自然，大多數都市居民感受不到這些「工業難民」的痛苦。


再者，工業難民頻繁的公害抗爭，已演化成一種特殊的台灣文化，大部分抗爭要的是回饋，而非根本改善或解決污染問題，這使得社會觀感越來越差，媒體即便有報導，也引不起人民的同情與關注，這次的潮寮事件，若非學生受害，還有如連續劇般的毒災劇情，相信同樣不會引起重視，於是這樣一個嚴肅的人權、人道課題，便長期隱沒於表面上光鮮亮麗台灣社會。例如，2004年6月25日，位於後勁的中油五輕廠粗裂解油外洩，就曾導致8,710居民陸續就醫，受災人數超過潮寮事件的80倍，又何曾在台灣社會激盪起任何漣漪？


潮寮事件，可以說是經濟部主導，環保署放任，高雄縣政府完全棄守下，長期「草菅人命」的混蛋作為。



△潮寮國小的這位小妹妹（五年級），因為毒氣事件在長庚醫院住了1天，建佑醫院住了5天。


△大發工業區的毒災風險幾乎無處不在！

21世紀的台灣，追求國家整體GDP的成長，已演化成一套無限上綱的律法、政治、社會、學術的共犯結構。直到今天，工廠、工業區的設立，若不是環保團體與在地居民不斷抗爭，環保署環評會根本不理會任何居民健康風險的問題，其野蠻無理如同30年前戒嚴時代。近幾年中只有少數個案如中科、林園三輕等個案，在抗爭下將健康風險納入環評審查結論，然而，為了追求開發的效率，其作法仍是本末倒置──都是先通過開發案，再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針對潮寮毒氣事件，居民在1月4日提出三村（潮寮、會結、過溪村）每人賠償10萬，總金額達7億4千萬的要求，有媒體開始批評這是獅子大開口，相信「要錢不要命」的負面評價就會出現。但事實上，工業區設立後，污染當地30幾年，所造成的健康損害、房地產下跌、工廠爆炸的風險…豈是賠償可以了事？個人認為損害賠償是應該的，但是除了賠償，更應該藉此機會要求政府建立制度，防止災難再度重演，否則潮寮國中小的師生受害豈不白白犧牲？以下茲提幾項意見供政府和社會參考：

一、受害師生及居民的健康狀態，中央和高雄縣的衛生和教育主管機關，有責任立即介入協助檢查、復健，並且長期追蹤。

二、大發工業區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環保機關（署、局）應進行大發工業區產業、製程的全面清查，先扼止現有的非法排放行為，並且要求工廠立即改善污染或停工；同步建立污染物指紋資料庫，並對外公開，以及佈置完整、有效的監測系統。

三、立即組成大發工業區監督委員會，納入民間團體、在地居民代表，監督潮寮毒災事件之善後處理以及工業區營運之改善作業。

四、大發工業區從未進行環評，以致於欠缺整體的規劃和調查檢討機制。為了全面檢討大發工業區的問題，且有明確的審查和民眾參與機制，工業局宜負責任的提出「大發工業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以二階環評重新檢視大發工業區的環境、社會、經濟影響，先充分掌握全區域的污染現況，納入居民的健康風險、流行病學調查等，嚴格規範進駐的產業類別，排除高污染事業，制定污染總量管制，重新規畫廠區配置等。

五、大發工業區絕非單一事件，工業局和環保署有責任進行全台工業區的總體檢，充分考量居民健康風險，制定明確的空污總量管制，篩選產業類別，建立有效的環境管理和監督機制，重新進行區域計畫，讓住宅社區和工業區空間區隔更為明確。

除了上述的善後檢討工作，更應立即停止高污染工業的擴張。去年年底中油三輕擴建案通過環評後，石化業為之「振奮」，位於林園、仁大、大發工業區的中下游廠商已準備擴廠，其中大發工業區內的信昌、長春化工將興建各年產30萬噸的丙二酚廠，這些工廠的擴張勢必使現有的污染雪上加霜，再這樣發展下去，整個大高雄地區就快不適人居，只適合蓋工廠了！

後記：潮寮事件後續發展
2009年1月16日，大寮鄉民不滿政府未回應其主要訴求，動員潮寮、會結、過溪三村共1,700多名村民北上至總統府前陳情，行政院長劉兆玄指示環保署與工業局促成大發工業區廠商與居民簽訂環境保護協定；1月18日，有鑑於北上抗爭未獲正面回應，居民憤而包圍污水處理廠，發生暴力事件；1月23日，環保署和工業局召開協調會，調處敦親睦鄰及環保協定。2月10日，續談敦親睦鄰及環保協定，村民要求每人賠償10萬元納入環境保護協定內，但無共識；2月11日，潮寮國中小師生回校上課；2月20日，再次協商仍無共識；2月22日，環保署發出「舉證責任反轉」新聞稿。
3月12日，再度召開協調會，工業局和廠商都不願意簽環保協定，致未達成任何共識。3月16日，三村召開村民大會，村民請鄉長、村長等代表繼續協商。


地球公民協會如何看「潮寮事件」
筆者在2009年3月之前，擔任公視南部開講主持人，潮寮事件發生之後，分別在1月4日、11日主持了二集節目追蹤潮寮事件。同時，協會也曾二度拜會潮寮村吳村長及會結、過溪村的村長，提供後勁、林園反公害運動之經驗，明確告知「要回饋」可能衍生的負面作用，建議在訴求上加入──健康風險評估、流行病學調查、設置公害監督委員會、進行二階環評等意見，吳村長很快的就把我們的意見納入居民的訴求，大部分意見也獲得政府回應。但是，目前居民與政府爭議的焦點是在污水廠遷廠、三村每人賠償10萬等，這些則非地球公民協會所關切的重心。

100多名師生受害的「潮寮事件」勢必成為台灣工業污染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不要成為下一個潮寮事件受害者」，已是許多反公害運動者的口頭禪。另外，環保署主張的舉證責任反轉，也就是要求污染者提出自己並非污染元兇的證據，對環保運動而言，是個極佳之解釋，可以用來進行各種污染之訴訟，但能否成案，得看環保團體的能耐。

地球公民協會是一個非常小的環保團體，我們關心後勁、林園等石化工業區的污染，深知如果不從制度的建立、後續的監督機制、民眾環境意識及參與的能力提昇等著手，很難對付這樣的工業巨獸。潮寮事件是工業發展過程的典型悲劇，絕不是單一也不會是最後的事件，筆者衷心企盼關心潮寮事件的朋友，能由此看到台灣工業發展的結構與歷史脈胳，一起來找到適當的著力點。
（李根政2009/3/12補充）

作者／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