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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運到政運觀察,寫在2016大選後

我從九零年代從事環境運動以來,一直受到國際綠色政治的吸引,記得1998年在高雄市教師會組成生態教育中心的時候,就把西德綠黨的黨綱--「綠色烏拖邦」做為讀書會的材料。選舉期間,我去拜會了吳晟老師,吳老師回憶自己也是台灣綠黨的創黨參與者之一;陳玉峯教授更在十幾年來,不斷催促我參選。台灣前撲後繼的環境關懷者,很早就意識到環境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而且也知道民進黨不可能成為以「環境永續」為核心價值的政黨,真正的「綠色政治」必需另闢道路。

不過,有很長的時間,我認為:台灣欠缺了公民社會的基礎,綠色政治的土壤還有淺薄貧瘠,因而把壯大公民社會視為最優先的事。

2013年,我感受到國家強烈的危機與渴望改變的社會動能,決定開始參與綠黨政治工作。

2016大選,綠黨和社會民主黨共組了聯盟(簡稱綠社盟),史無前例集結來自各領域社運份子和學者的候選人,得到環運、工運、藝文和學術界、反土徵自救會等社群和指標人物的支持,許多使用網路的朋友都說,綠社盟幾乎是臉書最大黨,但投票結果卻是不如預期。

十一位區域立委表現不俗,但在單一選區制度下,都離當選門檻有大段距離。
政黨票得票308,106多票,得票率2.53%,沒有席次,也沒有跨過3.5的政黨補助款門檻。

如果說,「綠社盟」是一個社運的政治實驗,那麼,這個結果帶來的啟發是什麼?

面對社運是少數的事實
選後,有網友認為綠社盟不接「地氣」,支持者都是「同溫層」,意味著離人民太遠。我認為這個評論說對了一半。

社會運動常常是在扶助受害者、弱勢者,或者為無聲的環境及後代子孫說話,不能說沒有接地氣,但關注的議題和運動方式確實離常民生活有距離,而通常關注這些議題的人或受害者是社會少數。這個少數的困境,沒有因為近年來反核、反服貿等動輒數萬、數十萬的公民運動而有大幅的擴張。這說明了,試圖以公民社會的土壤為基礎,前進政治還有很大的門檻。

如何面對媒體政治
很明顯的,綠社盟及候選人在媒體曝光的能力,選舉技術都還像是個社運組織。媒體的報導的數量和密度,都不足以讓多數人民認識到這個政黨,更不要說政策和論述。

〞長期以來,由主流媒體聚焦放大出政治明星的「媒體政治」,以及台北候選人擁有特別大發言權的「台北政治」。這二項因素形塑台灣政治風貌與政治人物的風格。〞

對於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社運工作者來說,要不斷迎合主流媒體,是嚴重違背社會和政治理想的事,我的擔憂是:當我們不斷去迎合台灣惡質的媒體口味,熟悉了選舉技術,如何不背離初衷?

改變不公平的選制
就選制結構面,區域立委單一選區制,不分區立委門檻5%的高門檻鞏固了既有二大黨的利益,而全球最高的選舉保證金,高昂的選舉經費更成為金權政治的溫床。反之,沒有資源的小黨及候選人,因為沒錢打廣告,連讓選民認識的機會都沒有。

這次綠社盟的選舉花費約1500萬(未計入區域),相較於小黨或政二代、富二代的選舉經費,實在很少。

如果,台灣的選舉制度照舊,不依賴財團支持的小黨,能夠仰賴的只有更多選民的小額捐款。但要因應全國層級的大選,將是很大的困難。

不可忽略的中國因素
2014占領國會運動之前一連串社會運動,從反核、反美麗灣、大埔事件、反國光石化等,都讓新的參政者認為台灣已有相當的超越藍綠的人民力量,或者對二大黨不滿的選票,足以撐起第三勢力空間,甚至樂觀的認為統獨不是議題。

但是,投票前夕的周子瑜事件,讓許多的選票回流或集中給民進黨,以打倒國民黨或對抗中國。可預見的數個世代,任何想要挑戰二大黨的政治力量,很難擺脫中國因素產生的「棄保效應」。

面對民進黨時代的來臨
民進黨沒有在近幾年蓬勃的公民運動做出貢獻,甚至是怠忽了在野黨的職責,但因為擁有相對充沛的資源和政治實力,加上中國因素的催化,成為最大的政治獲利者。

蔡英文總統在選前宣稱已體察到是公民社會推動了台灣的改變,民進黨要謙卑地向人民學習,並且說2016如果能順利執政,與公民團體之間的關係必須找到最大公約數。

但當回顧民進黨的執政經驗,仍延續國民黨的發展路線,嚴重向財團傾斜,忽視環境、社會與世代的公平正義。我們不會樂觀地以為蔡政府上台可就可解決問題。

民進黨是否會以過去執政的經驗為殷鑑,做出改變?這是身為公民社會一份子最大的關切,也將影響未來綠黨(綠社盟)的政治空間。

〞運動者沒有悲觀的權利,因為我們正是看到世界的不美好,還持續有夢想,想要打造美好世界,促成改變的一群人。〞

經過這次選舉,我仍然不會以身為社會中的少數而灰心。但是要很認真的面對,關心環境、勞動、社會公平在國政中可能還是弱勢。往後,這些價值如何爭取更多認同,甚至願意投票支持。

誠實的面對「社運少數」、「媒體政治」、「台北政治」,在日常實踐中深化「政治教育」,持續進行議題和組織扎根,一步步建立起支撐進步政治的椿腳,以時間和加倍的努力換取空間,或許是一條出路。


做為一個從社運、從南方出發的行動者,過去三年以義務職擔任了綠黨和綠社盟的共同召集人,並且在2016大選成了綠社盟的不分區候選人。在卸下召集人及選舉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我將和過去一樣,以公民社會的一份子,持續參與和關注進步政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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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心痛的名單】興建湖山水庫,損失的野生動植物…

湖山水庫,這座國民黨規劃,民進黨通過興建的水庫。
預定地除了是全球已知八色鳥分佈密度最高的區域外,更有難以數計的動植物。

然而,環評調查沒有說這裡有八色鳥,也沒紀錄有珍稀植物。
在民間團體不斷施壓之後,水利署才被迫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這裡有植物316種、鳥類81種、哺乳類22種、爬蟲類32種、魚類22種等。本區域之生物多樣性、歧異度非常高,堪稱低海拔生物寶庫。
這是份令人傷心的墓誌,只剩下名字。
我看過怪手剷平湖山水庫所在地山谷的畫面,想起了阿凡達,是那麼寫實。

水庫已經接近完工,這些在淹沒區和工程區的動植物也就消失了。
至於所謂生態保育措施有沒有成效呢?可以請大家檢視相關報告。

根據水利署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斗六丘陵(包括湖山水庫)的八色鳥數量顯示,
因為水庫的開發、清除地表植被,八色鳥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2004年,222隻
2005年,156隻
2006年,162隻
2007年,155隻
2008年,117隻(湖山水庫工程,71-73林班地八色鳥數量變少)
2009年,104隻
2010年,89隻(湖山水庫工程,64-67 林班地八色鳥減少)
2011年,57隻
2012年,34隻(湖山水庫範圍3隻)。

「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101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3.wracb.gov.tw/Public/DownLoads/201356105957055.pdf

台灣已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蔡政府是否具有反省力,
認真檢討錯誤的水資源和產業政策?
湖山水庫是歷史殷鑑。

2016.4.7補記
------------------------------------------------ 【附錄1】湖山水庫‧我的家…
1.1 湖山水庫計畫區植物名錄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台灣山林的悲歌」,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

真正的人道是解決污染,不是遷村

關於大林蒲遷村,做為一個非當事人,要尊重在地居民的選擇;但是,做為一個市民、公民,我有不同的想法。

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目前規劃的大林蒲和鳳鼻頭遷村地點距離臨海工業區僅有三公里,最大的差別在於融入了都市商業區,煙囟的壓迫感會改善,不必直接面對工廠的工安意外和惡性排放,但並沒有脫離重污染區域。
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德國統一至今二十多年,他們成功的改造了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台灣能不能試著把眼光也看向未來的二十年。

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