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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選舉】新政治的艱難,共同承擔,再出發!

新政治的艱難,共同承擔,再出發!
天氣真是冷!朋友們記得保暖,保重身心!希望辛苦的農漁民能度過難關啊!台灣能夠正視面對氣候變遷,提出應對的政策。
宣布辭去召集人以來,許多的朋友以非敗選為由,認為我不應該辭職。但作為選舉總召集人,我仍在持續反省、思考和盤點如何再出發。
當然,人力不足、欠缺經驗是困境,但也凸顯我個人,以及倉促成軍的綠社盟還有太多要學習和調整的地方。懷抱著新政治理想的伙伴,要藉由這次的選舉經驗,摸索出一條實踐的方法和路徑(包括選舉與政治能力等),同時改善綠黨(綠社盟)的脆弱體質,以回應社會的高度期度。
其中,對區域候選人在單一選區作戰所面對的處境,在選前和選舉中,未能準確評估或即時的調整,加上中央選戰指揮中心,決策和協調的能力欠缺靈活度,皆是重大的技術錯誤。其中,有關范雲在大安區選舉中遭受的批評,聯盟的反應和處理模式,是很值得檢討的問題之一。在范雲表態支持蔡英文之後,原擬以我個人或綠黨名義發出說明,然因雙方對局勢判斷不同,未達共識而擱置,其內容大要如下附件。
對於選舉期間范雲所受到的責難,身為召集人卻無法即時處理黨內紛歧、批評的聲音,集體向社會說明,我難辭其咎,同時,在考量選戰末期的媒體效應,擔心造成公眾觀感的反效果,未給予即時聲援,造成范雲獨自承許多質疑。也在此致歉並澄清。
范雲和所有綠社盟的候選人,都是綠社盟與新政治的珍貴資產。選舉過程中,社民黨的伙伴和綠黨的伙伴,同樣為綠社盟的選舉做出貢獻,應得到社會公評。
但另方面,范雲在單一選區制度下,與舊政治拼搏所碰到的困境確實存在,如果新政治要走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則選區的經營與競選模式如何開創,應該由綠社盟成員共同承擔,從這個經驗出發往前行。
對於這股三十多萬選民期待的政治路線──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未來是否實質整合?我的答案是:選前兩黨的共識在方向上是肯定的,但要透過雙方的黨內民主機制進行討論,個人雖已辭去召集人,但仍會積極參與這項討論,其中,來自多元領域的「社運聯軍」如何進一步磨合,建立更多的互信基礎,是極待處理的內部問題。
開創本土進步政治力的道路還很漫長,誠邀對第三勢力、對新政治有期待的朋友,與我們攜手前進,一起為開創更好的政治而努力。
深深感謝!
根政2016.1.26
附件:
「綠黨與社會民主黨在去年中的結盟競選,不但在國內政壇開創先例,我們秉持的開創新政治路線理念,也得到許多民眾與我們出身的社運界、學術界等朋友的熱切期待。
然而,我們作為一個新的政黨,或我們作為政治新人,確實有許多地方仍在摸索學習。淘汰國民黨,監督民進黨,成為台灣下階段最重要反對黨,是我們2016這一戰的目標。但是綠社盟的期望不止於此,我們還要打造不被收買,不輕易對價值理念妥協的新政治文化。這樣的目標與過程絕對不容易,需要黨員及支持者的共同投入。
其中,范雲選擇在國民黨實力最堅強的大安區參選,是一個勇氣十足的決定。她在毫無政治交換的情況下,獲得民進黨的支持,競選過程,憑著小黨微薄的資源與對手纏鬥,成為最強的挑戰者。
作為參政聯盟的同志,我敬佩范雲的勇氣和努力,也理解范雲必需匯聚所有反國民黨的跨黨派力量的為難。根據聯盟的討論,我們首先認為2016國民黨應該下台,政黨再次輪替,才能促進責任政治之建立。由於綠社盟沒有推出總統候選人,也沒有與特定政黨協商,基於政黨政治之分際,聯盟支持政黨輪替,但不會以聯盟名義為特定候選人背書,但期待與各大黨候選人進行政策對話,我們也一直朝此方向努力。
至於本黨黨員在總統候選人的投票選擇,我們僅呼籲黨員拒投國民黨候選人,但開放黨公職與候選人對總統選舉的態度。在此原則下,針對黨員、候選人與他黨正副總統候選人的互動份際有原則性規範,例如不得在造勢活動與他黨正副侯選人同台。
也因此,范雲個人表態支持蔡英文,並未違反綠社盟的共同規範。但做為綠社盟的共同召集人和區域候選之間的角色矛盾,致使她受到高標準的檢驗。
我必須說,范雲作為聯盟共同召集人與區域候選人,選舉中的作為仍在本聯盟共識範圍內。我也看到她在不同領域支持者的巨大壓力下,仍致力維持界線與主體性。至於,范雲前去柯建銘新書發表會拍合照引起的風波,她則坦承是訊息來源的誤判,但她當場並未表示挺柯建銘,事後也在臉書說明其國會改革理念。
在這場多為政治版圖極大化,少有理念堅持的選戰裡,范雲跟綠社盟所有候選人的務實拼搏,需要各界更多的支持與鼓勵,我相信我們仍然走在一條堅持價值理念的政治道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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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心痛的名單】興建湖山水庫,損失的野生動植物…

湖山水庫,這座國民黨規劃,民進黨通過興建的水庫。
預定地除了是全球已知八色鳥分佈密度最高的區域外,更有難以數計的動植物。

然而,環評調查沒有說這裡有八色鳥,也沒紀錄有珍稀植物。
在民間團體不斷施壓之後,水利署才被迫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這裡有植物316種、鳥類81種、哺乳類22種、爬蟲類32種、魚類22種等。本區域之生物多樣性、歧異度非常高,堪稱低海拔生物寶庫。
這是份令人傷心的墓誌,只剩下名字。
我看過怪手剷平湖山水庫所在地山谷的畫面,想起了阿凡達,是那麼寫實。

水庫已經接近完工,這些在淹沒區和工程區的動植物也就消失了。
至於所謂生態保育措施有沒有成效呢?可以請大家檢視相關報告。

根據水利署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斗六丘陵(包括湖山水庫)的八色鳥數量顯示,
因為水庫的開發、清除地表植被,八色鳥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2004年,222隻
2005年,156隻
2006年,162隻
2007年,155隻
2008年,117隻(湖山水庫工程,71-73林班地八色鳥數量變少)
2009年,104隻
2010年,89隻(湖山水庫工程,64-67 林班地八色鳥減少)
2011年,57隻
2012年,34隻(湖山水庫範圍3隻)。

「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101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3.wracb.gov.tw/Public/DownLoads/201356105957055.pdf

台灣已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蔡政府是否具有反省力,
認真檢討錯誤的水資源和產業政策?
湖山水庫是歷史殷鑑。

2016.4.7補記
------------------------------------------------ 【附錄1】湖山水庫‧我的家…
1.1 湖山水庫計畫區植物名錄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台灣山林的悲歌」,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

真正的人道是解決污染,不是遷村

關於大林蒲遷村,做為一個非當事人,要尊重在地居民的選擇;但是,做為一個市民、公民,我有不同的想法。

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目前規劃的大林蒲和鳳鼻頭遷村地點距離臨海工業區僅有三公里,最大的差別在於融入了都市商業區,煙囟的壓迫感會改善,不必直接面對工廠的工安意外和惡性排放,但並沒有脫離重污染區域。
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德國統一至今二十多年,他們成功的改造了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台灣能不能試著把眼光也看向未來的二十年。

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