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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綠黨】大眾捐款,社運和新政治的札根基礎

大眾捐款,社運和新政治的札根基礎

文☉李根政/台灣綠黨共同召集人、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

今天要談一件最俗氣的事,那就是錢。

幾天前,我在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的「春之鬧」營隊上開炮說,如果台灣當上副教授、教授的,每個人都做出十一奉獻,每月捐出所得的十月之一,台灣的社運就會往前進了,而且我還說了不敬的話:秀才舉兵十年不成(其實這是對自己曾經所屬的職場反省居多)。

就我所知,社會所內的老師已經是台灣學界最關心社會,出錢又出力的學者。在這種場合放炮,其實是帶著評論的色彩,而不是給社會所的朋友們道德壓力。

不過,我說的是真心話,台灣少數投入社運出錢又出錢的學者,往往在照顧家庭和社運之間多頭燒,透支的情形相黨嚴重,台灣的倡議型的民間組織,一年的預算錢少得可憐,往往聘不起幾個專職,卻承擔了龐大的社會責任。如果有更多關心社會的學者、公民來捐款,就能創造出十倍、百倍、千倍以上的效益。

舉個例子,地球公民和在地社團、社區,共同擋下了高屏大湖,為納稅人節省了至少200-300億元,保護了700公頃的良田,而且讓更多人認識了鄉土、及水資源課題,促進了城鄉之間的相互了解。地球公民在這個議題上,是以加總不到一位專職的力氣,進行社會串連,組織動員、媒體宣傳等,多年來累積的支出,應該不會超過200萬元,這樣的投資效益可以說是非常高。

我常在做夢,如果台灣全國性、地方型的NGO,不管是關心環境、勞動、性別、移工、農村發展等倡議型組織,都能在大眾的支持下,創造出比現在多出十倍的工作機會,不僅可以從政策、生活、文化等層次大幅度帶動台灣社會的進步,更可以讓年輕人投入社會實踐,培養出新世代的社會和政治人才。

我的想法是,參政、取得權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理想的參政人才,應有自己的核心關注,將社會改革的進步信念內化為自己終極的價值,透過社運實踐,洞悉過去及當前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困境,培養能力、摸索方法,在既有政治模式中開創新局,否則很容易淪為只關心權力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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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認為台灣會需要這樣的社運和政治人才,就應該視這些NGO工作者為社會改造的專業工作者,提供合理的薪資。但是這些錢不太可能由政府常態編列,也不能仰賴富可敵國的財團,因為這有明顯的利害衝突。如果捐款來自社會大眾,一方面,可以讓政府知道有多少人民在支持,當人數夠多,就可以做為和政府角力的基礎;二方面,NGO工作者,必需不斷以績效和獨立性爭取人民的支持,可以防止怠惰和腐化(前提是財務和績效的透明)。

但是,台灣人民其實不太了解社運團體在做什麼?主流媒體往往只呈現抗爭、記者會的畫面,以及沒名沒姓、面目模糊的某社運人士,即使社運關切的議題跟每個人及孩子的未來都有關,但卻進不了人民的客廳和視野,也沒法讓更多人從口袋掏出錢來支持。

做為一個社會工作者,我們或許可以抱怨人民怎麼不支持?但也要反省自己花了多少力氣爭取人民的支持?否則就變成雞生蛋、蛋生雞的無解問題。

因而,我一直主張,當前台灣社運和政治改造,最重要的事,不僅是阻擋某些開發案或政策,而是跟人民的對話,爭取人民的支持,大眾募款應視為最基礎的札根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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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綠黨從2012年開始推動定期捐款,至今僅有不到60位定期捐款人,每月的捐款僅夠支付一位專職和辦公室,為了長期的政治札根工作,我們最近增聘了二個半的專職,在黨務發展、選舉工作的同時,我們也同時面臨很大的募款壓力。在當前離譜的選制下,像台灣綠黨這樣具有進步價值的小黨,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是發展不起來的。

地球公民則是從2007年成立持續推動,一開始也只有6o多位定期捐款人,花了五年累積了近2,500位捐款人,包括了900位定期捐款人,這些捐款人是以親朋友好友為基礎,加上一場場的演講緩慢累積,通常一場演講能爭取到約1-2位的定期捐款人,如果能有5-6位,整個辦公室都覺得業績真好,好開心。由於社會的支持,我們建立了三個辦公室,聘請了十二位的專業工作者,其中定期捐款約提供每月一半的經費。許多人都認為地球公民做得夠好了,但其實我們尚在起步中,今年我們增聘了三位專職,一位做議題,二位將投入教育推廣,但如果捐款沒有增加,很快就會透支。

然而,這二年,有一個知名的國際環保團體投資了人和錢,每天有幾十位專職募款人員辛勤的在街頭募款,據了解,該團體在台灣的定期捐款人已突破二萬人,這樣的人數相當於全台環保團體捐款的總合,再乘以數倍。

這表示台灣人並非不願意捐款支持環保運動或著社會運動,而是我們沒有努力跨出這一步,台灣的NGO或許沒有條件做這樣的先期投資,但我們真的該想想辦法跨出去。

所以,我其實很後悔當天在中研院放炮、評論,而不是拿著捐款書拜託大家捐款(當天我以為都是學生,不好意思募款),做為一個NGO工作者,我們還是太習慣生毛帶角,這樣確實不容易募款,有誰要捐給一個凶巴巴的人呢?

接著,我公開自己的捐款額度供大家參考,根政在地球公民每個月的薪水約四萬元(我辭去教職前的薪水是七萬二千元,綠黨召集人是義務職),目前,我每月捐給 地球公民2,500元、台灣綠黨1,000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500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500元、苦勞網500元、台灣人權促進會500元,每月捐款共計5,000元。這個月,綠黨推出200萬元札根的募款計畫,每也認了一股,捐出20,000元。http://www.greenparty.org.tw/news/20131220/87

公開這些數字,不是給大家道德壓力,希望每個人都該這麼做,畢竟我有還在小學教書的老婆--怡賢在支持(她也捐款給不少團體),而且沒有小孩要養,我確實有捐款的條件

另一方面,要告訴大家,捐這些錢並沒有讓自己吃苦,很多人不管是在路上或電視上見到我,都說----根政變胖了,我雖然不喜歡變胖,但也慢慢接受了。

重點是,我好希望台灣人民養成捐款給社運團體的習慣,有些人條件比我好,可以捐多一點,有些人條件比較不好,可以捐少一點,不必有良心負擔。如果有吃大餐習慣的,只要每月少吃一次大餐捐款社運團體,我們就感激不盡,同時,也減少變胖的風險。(其實,我沒有吃大餐的習慣,只是中年了,代謝真的變差了)

最後,嚴肅的問題來了,要捐款給那一個團體呢?個人建議還是做一番考察,也給一點包容(台灣的NGO就像沒多少爸媽在疼的小孩,要長得好,很難),再決定捐給誰。

我不反對捐款給知名的國際組織,他們正在把餅做大,給與環保運動良性的刺激,但請有能力捐款的朋友,多給本土社運和進步政黨一些支持!

攝影☉何俊彥(2012.3.11在高雄文化文心的反核行動,提醒大家別忘了308反核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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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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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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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