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我與社運】台灣環境NGO的下一個十年*

文☉李根政

台灣充滿活力,無畏權勢的環保運動者,儘管在資源困頓的情況下,仍扮演了這個社會的良心者、防腐劑,讓這個幽暗的社會看到一些亮光。然而,在經歷了1980年代社運和政治運動緊密結合期,2000年政黨輪替十年的重整期之後,普遍上,台灣的環境NGO都面臨了經營的困境。我曾向幾位環運幹部提出三個基本的問題:
貴會的宗旨和目標是什麼?過去實踐了多少?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能不能實現當初的宗旨和目標?
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大都是否定的。
顯然,也許目標的設定大而無當,也許組織運作出了問題,或許二個都有問題。

組織、群眾、資金、人才
想要抗衡政府和財團這種專業的破壞者、掠奪者,打遊擊式的點狀突破,或許是資源有限不得不然的形式,但是想要捍動整個體制,專業的組織還是比較有勝算。

環境問題是世世代代都要面對的課題,唯有重視人才的培養,知識和經驗的傳承,才有可能壯大改變的力量。而這同樣要有實力、有效能的組織支撐。

建立一個專業環境組織,不外乎是「人」和「錢」的問題。

目前許多環保團體的運作是仰賴政府的委託案,從中節省開支勉力支撐。但是,經驗告訴我們:靠政府的補助,既無益於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消耗了有志之士的熱情,使得人才總是留不住,經驗也很難累積,陷入了極糟的惡性循環。這樣的環保團體,或許偶爾可以虛張聲勢,但無法發揮持續的影響力。

以台灣的經濟力及廣大的中產階級,想支撐更多專業的環保團體來為人民和土地代言應非難事。唯有擺脫接政府專案維生,擺脫顧問公司和監督團體的雙重角色,直接面對社會、群眾,在持續的溝通對話中爭取經費和行動的支持,才能壯大民間社會的力量,產生政治影響力,改變政策和制度。

一份捐款代表一份力量,爭取群眾捐款和街頭抗爭同樣重要;有組織、有群眾的環保運動,才能讓多元人才發揮理想,成為培養國家棟樑之材的搖籃。

目標
台灣的環保團體已自然形成議題上的專業分工,例如森林、工業污染、農業、廢棄物、海洋、法律等…,未來的挑戰在如何在既有的議題上深耕。

但是,我們也看到團體們明知組織裡只有一、二位專職,仍然提出包山包海的工作目標,如果都要認真執行,恐怕得千軍萬馬才行。在整個社會都沈默的時候,有人願意出來發聲,當然是有聲勝無聲;明知其不可為的精神誠然可貴,但是,當每個議題,環保團體的處理模式都是虎頭蛇尾,在媒體短暫曝光後,就無力繼續追蹤,這不只讓對手「看破腳手」,更不利建立公眾的信賴感,對於長期的組織經營不見得是好事。

台灣不乏理想遠大的環保運動者,議題也不缺乏媒體曝光,但是,如何務實的界定工作範疇,腳踏實地的評估組織的實力,有計劃有節奏的推動,爭取社會的支持和長期的信賴則是一大挑戰。議題有績效是募款的基礎,必需在組織經營的過程中緊密結合。

環境運動者
一位同事曾經分享:來到協會工作以後,就很少跟以前的死黨聚會,即使聚會了,也不知道談些什麼,一開口談環境,大家就都避之唯恐不及。說著說著,眼眶泛紅掉下淚來。

這位同事心裡的苦,並非單獨的存在。

我進入環境運動的領域至今已有15年,猶記1995年剛入門時,黃文龍醫師─柴山會的經驗,讓我對非營利組織改變世界的力量充滿響往,就好比佛門用語「一燈點亮千年暗」;猶記1998年,接受陳玉峰教授對台灣山林、土地認同的啟發後,所生出的使命感;猶記這十幾年走過美好的山川田野,或者是傷痕累累的大地;領受鄉野中滿滿的人情和草根智慧,看盡受污染迫害的人們的臉孔,還有扭曲的人性…。15年來,身心裡刻劃著土地和人民的點滴,猶如出生後的再次銘印,同時也交織著理想實踐和現實落差的痛苦。

環境運動者大都具有無私的「社會人格」,對於環境的破壞、社會的不公不義,比多數人敏感。當我們日復一日的接收有生命、無生命的萬物之苦;當我們不斷付出又得不到甜美的果實時,如何從中找到正面的力量,這不只需要熱情,更需要一個柔軟成熟的心智,尤其在我們實踐理想的時候,不要忘了,要讓家人、朋友、社會感受到你的愛,這是我十幾年來不斷學習的功課。

關於環境運動所需要的人才,我有一個簡單的體悟:喜歡這個工作,比使命感更重要,天使負載過重,很容易折翼受傷。

最近,在騎單車到辦公室途中,我就常問我自己,為什麼喜歡這個工作?

內心裡最常浮現的答案是:因為這是份充滿創造性,讓生命更豐富的工作。

套句生意人說的行話,環境運動處處是待開拓的「藍海」,試煉著自己生命的寬廣度和縱深。我常常在想著:如何提昇視野,開拓心胸,展現自己真實自然的一面,讓更多的人認同、支持我們的工作?如何產生改變的力量?這個議題要如何開展?

行動是力量的根源,每天只要有一些進展,每天只要得到一點回饋,我就覺得「今天真好」,由於從事環境運動,讓我們連結到各種善緣,感受生命的美好,更是一種幸福。

有心從事守護大地海洋的朋友,讓我們一起在實踐的過程中,體驗生命的美好!

作者.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這篇文章是應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的邀稿,內容大都是我的主觀經驗。台灣環境NGO該怎麼往下走,是現有環運伙伴、關懷者的集體命題,藉此拋磚引玉。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一份心痛的名單】興建湖山水庫,損失的野生動植物…

湖山水庫,這座國民黨規劃,民進黨通過興建的水庫。
預定地除了是全球已知八色鳥分佈密度最高的區域外,更有難以數計的動植物。

然而,環評調查沒有說這裡有八色鳥,也沒紀錄有珍稀植物。
在民間團體不斷施壓之後,水利署才被迫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這裡有植物316種、鳥類81種、哺乳類22種、爬蟲類32種、魚類22種等。本區域之生物多樣性、歧異度非常高,堪稱低海拔生物寶庫。
這是份令人傷心的墓誌,只剩下名字。
我看過怪手剷平湖山水庫所在地山谷的畫面,想起了阿凡達,是那麼寫實。

水庫已經接近完工,這些在淹沒區和工程區的動植物也就消失了。
至於所謂生態保育措施有沒有成效呢?可以請大家檢視相關報告。

根據水利署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斗六丘陵(包括湖山水庫)的八色鳥數量顯示,
因為水庫的開發、清除地表植被,八色鳥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2004年,222隻
2005年,156隻
2006年,162隻
2007年,155隻
2008年,117隻(湖山水庫工程,71-73林班地八色鳥數量變少)
2009年,104隻
2010年,89隻(湖山水庫工程,64-67 林班地八色鳥減少)
2011年,57隻
2012年,34隻(湖山水庫範圍3隻)。

「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101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3.wracb.gov.tw/Public/DownLoads/201356105957055.pdf

台灣已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蔡政府是否具有反省力,
認真檢討錯誤的水資源和產業政策?
湖山水庫是歷史殷鑑。

2016.4.7補記
------------------------------------------------ 【附錄1】湖山水庫‧我的家…
1.1 湖山水庫計畫區植物名錄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台灣山林的悲歌」,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

真正的人道是解決污染,不是遷村

關於大林蒲遷村,做為一個非當事人,要尊重在地居民的選擇;但是,做為一個市民、公民,我有不同的想法。

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目前規劃的大林蒲和鳳鼻頭遷村地點距離臨海工業區僅有三公里,最大的差別在於融入了都市商業區,煙囟的壓迫感會改善,不必直接面對工廠的工安意外和惡性排放,但並沒有脫離重污染區域。
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德國統一至今二十多年,他們成功的改造了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台灣能不能試著把眼光也看向未來的二十年。

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