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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民主】真正的人道是斧底抽薪解決問題 ──八八水災後復建及國土規畫建言



文/圖☉李根政(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莫拉克颱風來襲,三天二夜的暴雨狂風,導致災情慘重的八八水災,國人將之比擬為50年(1959)前之八七水災。然而,勿忘二、三十年來日益加劇的洪水災難,1989年東台灣的銅門災變、1990年紅葉災變,開啟台灣山區災變惡化之警訊。1996年賀伯災變後,大災變的頻率更快速增加,2000年象神、2001年8月桃芝、9月納莉颱風、2004年敏督利、2005年海棠、2008年辛樂克,每一次都造成山區土石流、沿海淹水。

為什麼發生大災難?全球氣候變遷導致史無前例的超大豪雨當然是因,但若不是百年來伐盡台灣原始森林,開闢山區道路,鼓勵或放任農業、寺廟、觀光業向山、向河搶地,何以山地如此脆弱;若非向大海爭地,超抽地下水、在河川築壩取水、攔砂,發展高耗水的養殖漁業、工業,何以海岸消失、地層下陷?

早在1959年,地理學家陳正祥研究國府從1949年來台10年之間,耕地所增加的24萬公頃,絕大部分為山坡、河灘、塗灘、沼澤以及劣地等,當時,其評論此等荒地之起用,正可說明台灣土地利用已達極限。放眼今日土石流重災區,觸目皆是檳榔、茶園、果樹、竹林,以及各種短期作物,連山之巔、河之濱都不放過,只有在少數極難開墾之陡峭山壁,存有苟延殘喘的次生林,不要說什麼原始森林,連一棵超過30年的樹木都難尋。這些地區的土地利用方式,就是把住家、耕作區的森林伐盡,連留給自己一個活命機會的生態緩衝區都沒有。

我們歌頌著「披荊斬棘、以啟山林」的價值觀,視水、土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資源,向天搶地,先違法再求合法化,占用公地習以為常;人們購買高山蔬果、茶葉,助長山區開發,欠缺符合環境保育與社會正義的消費倫理;工程顧問公司、建築師、學界,昧著良心協助政府、民間規劃興建破壞環境的工程與建築;政府部門之間政策大矛盾,大開發是主流,保育只當成裝飾品。政府宣稱的旗艦農產品如烏龍茶、台灣鯛等,都必須付出慘痛的環境代價,然後再由水利署、水保局、林務局以攔砂壩、堤岸、護坡等「永續工程」,創造源源不斷的地方利益,不僅浪費公帑,更使災難加劇。
大地不安、天地之怒,每年幾十、上百條人命的犧牲,都是提醒我們必須調整土地、資源利用的方式,從法令、政策、生活、教育等層面進行全面的改變,否則我們只能週期性的災難中傷心流淚、付出廉價的同情。

國民黨政府固然在救災時荒腔走板,但我們不要忘了,民進黨在國土政策上可圈可點的作為也同樣屈指可數,單靠檢討幾個政治領袖的表現,不會真正解決問題。

台灣國土大破壞,雖肇始於國府的專制政權,然而在民主化之後,並未減緩,反而加速。黑金政治導致上下交相爭利,政府和民代透過大建設收買選票,國土保育的法案更是在利益團體遊說下一再鬆綁,人民的短視近利,造就一大幫謀財害命的政客。如果立法院還是由這幫黑金政客主導,不僅將啃蝕大部分重建經費,國土政策的改革必然受挫。

另外,國人在災難時踴躍捐輸不落人後,所付出的同情與關懷,霎時讓整個社會充滿光和愛,但往往不出三個月,涉及災後復建、國土規畫等實質公共事務,則乏人問津,大部分善款流向慈善機構用來救急,而非長期監督政府解決問題;事實上,台灣人從不缺廉價、即時的同情心,然而,真正的人道是斧底抽薪解決問題。我們需要集結各界慈善力量,除了長期協助災民重建,更要給與執政者足夠且持久的壓力,促成國土計畫、環境保育,災區重建、因應氣候變遷等法令、政策、制度的建立與妥善執行。

給與災民符合人道的安置,當然要講求效率,但是,重建之路、國土規劃之路迢迢,實不宜在一時半刻草率定奪,立法院荒腔走板的通過重建條例,行政院急著要興建永久屋,社會在短時間內投注大量資源到災區,迫令身心受創的災民,在短期利益與部落、社區的長遠發展矛盾中選擇,只會加深災區內部的裂痕,讓地方政治更加惡質化,對人性更是一大挑戰。

籲請馬政府和立法院不要一錯再錯,應該在資訊完整、即時、正確的公開,於立法院新會期中,讓社會(包括災民、民間團體)充分參與討論下,重新修訂「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制定「國土計畫法」,同時,正在立法院審議的國家公園法、宗教團體法等,更不能再任由立法委員夾著少數民粹,讓私人利益持續擴張。

台灣的維生體系已然崩潰,加上極端氣候推波助瀾,未來的環境難民必定有增無減。因此,不論是救災、緊急安置、災區重建、遷村都必需具有超越個案之通盤考量,從基本的環境調查,氣候模擬,評估未來災難的尺度、難民數量、安置區域,並且從現在起確實推動國土復育,進行山區土地的分類重劃。

此刻,我們需要的是超越政治算計、意識型態的社會共識;超越法律的文化、社會制約,乃至深沈的土地倫理。

作者/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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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心痛的名單】興建湖山水庫,損失的野生動植物…

湖山水庫,這座國民黨規劃,民進黨通過興建的水庫。
預定地除了是全球已知八色鳥分佈密度最高的區域外,更有難以數計的動植物。

然而,環評調查沒有說這裡有八色鳥,也沒紀錄有珍稀植物。
在民間團體不斷施壓之後,水利署才被迫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這裡有植物316種、鳥類81種、哺乳類22種、爬蟲類32種、魚類22種等。本區域之生物多樣性、歧異度非常高,堪稱低海拔生物寶庫。
這是份令人傷心的墓誌,只剩下名字。
我看過怪手剷平湖山水庫所在地山谷的畫面,想起了阿凡達,是那麼寫實。

水庫已經接近完工,這些在淹沒區和工程區的動植物也就消失了。
至於所謂生態保育措施有沒有成效呢?可以請大家檢視相關報告。

根據水利署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斗六丘陵(包括湖山水庫)的八色鳥數量顯示,
因為水庫的開發、清除地表植被,八色鳥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2004年,222隻
2005年,156隻
2006年,162隻
2007年,155隻
2008年,117隻(湖山水庫工程,71-73林班地八色鳥數量變少)
2009年,104隻
2010年,89隻(湖山水庫工程,64-67 林班地八色鳥減少)
2011年,57隻
2012年,34隻(湖山水庫範圍3隻)。

「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101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3.wracb.gov.tw/Public/DownLoads/201356105957055.pdf

台灣已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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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7補記
------------------------------------------------ 【附錄1】湖山水庫‧我的家…
1.1 湖山水庫計畫區植物名錄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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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台灣山林的悲歌」,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

真正的人道是解決污染,不是遷村

關於大林蒲遷村,做為一個非當事人,要尊重在地居民的選擇;但是,做為一個市民、公民,我有不同的想法。

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目前規劃的大林蒲和鳳鼻頭遷村地點距離臨海工業區僅有三公里,最大的差別在於融入了都市商業區,煙囟的壓迫感會改善,不必直接面對工廠的工安意外和惡性排放,但並沒有脫離重污染區域。
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德國統一至今二十多年,他們成功的改造了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台灣能不能試著把眼光也看向未來的二十年。

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