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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社運】生命的方向

李根政(2004.4.16)

許多人都在尋找生命的方向,尤其到了中年的階段。

我,今年37歲。看著報紙上的徵才廣告上寫著徵才條件:「男,役畢,35歲以下,中英文流利…」,心中激起一種異樣的感覺─原來自己已不是2、30歲的年青小伙子,越來越沒有本錢在職場上競爭,越來越沒有本錢在人生的方向上徘徊。

國中的求學階段,因為我的美術啟蒙者李麗羨老師,帶著我們走在鄉野寫生的影響,拋棄了當時學子普遍的科學家之夢,加上因緣際會,國中畢業時,金門戰地需要國小美術老師,於是我被保送上新竹師專美勞科,開始了藝術生涯。這期間,因為竹師的課程設計和師資的多元,以至於國畫、水彩、書法等項目都得修習,其中蔡長盛老師的書法和美學上的啟發,至今受用;李惠正老師在西洋美術史的講課,水墨上的探索,以及對台灣社會的關懷,也是重要的啟蒙;未正式受教,私下參與其讀書會的范文芳老師,在傳統文人和知識份子的批判與辯證,另引介如「台灣新文化」之黨外雜誌,讀到一篇故鄉金門的人權分數只有23分,竟不如中國大陸時,給從小對軍管威權統治滋生的反抗意識,找到一些明確的依附。

由此,我的人生向來處於激烈的矛盾之中。

就藝術的追求上,我極著迷於書法的練習與創作,也極好於描繪自然風物,範圍通常在古寧頭家方圓三公里內,從細膩的寫實到情緒激昂的表現性風格,藝術上的表現手法多樣而無法安於一種形式,除了教書,我尋求著一種追求自我實現、表現自我、探求自我的藝術家之路;另一方面,金門軍管的氛圍又教我無從閃躲,我是那麼敏感地接收到這種令人窒息的空氣,從村莊裡、學校到政府機構,國民黨和軍管四十多來的統治,形成官僚主義、腐化、鄉愿、不問是非的社會風氣,加上李氏宗族裡古老的宗親體制,形成一股壓抑思想,鼓勵趨炎附勢、沒有自我的惡質體制的社會風氣,教我不得不對當局提出批判,回金門教書五年,除在藝術上表現上,另在教育界博得「民進黨主委」的封號。不過,成為一流的藝術家仍是人生一大夢。

十年前,一方面因心愛的老婆為高雄人,二方面極想離開這樣令人窒息的環境,我告別了父母,到了台灣。

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但離開了熟悉的創作環境,當時,我已很少畫水彩,只帶著毛筆和墨描繪,初時,我到空氣污濁、車輛奔馳的民族路旁畫了幾張「悲情半屏山」,有時,想到置身這樣的水泥叢林,不禁思念起故鄉來。爾後,接觸了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的黃文龍、吳錦發、洪田浚、王家祥先生等人,當時他們正致力於柴山的保護運動,這股運動對我而言是另一種啟蒙,一方面我拿著毛筆描繪了數十張的柴山,著迷於對富有熱帶氣息的次生林,擺脫了無法描繪故鄉風景的缺口;二方面這股運動啟發了我反對意識的出口,由此萌生一股社會關懷的實踐之路。

1994年開始,教書的同時,業餘的主要活動為藝術創作和社會參與,持續至1998年。此時面臨著一項抉擇,張輝山老師邀請我在高雄市教師會中組織關心環保生態的團體。當時,困擾了我許久,因為我清楚知道,接受這項挑戰,便是扛起了另一個十字架,在時間和心力的分配下,表示得放棄持續的十幾年的藝術家之夢。掙扎了半年之後,我決定接受這項挑戰,便和林蕙姿、傅志男等柴山會的教師朋友開始運作,由此開啟我的社會關懷之路,那年是30歲。

當時,只是有感於在這波生態運動中,老師不應該缺席。而且認為「只有深植人心的生態教育,形成具有普遍性、草根性的生態運動,才能挽救我們的環境。」到底要做什麼,其實不太清楚,於是初期主要是辦研習,引介當時高高屏民間團體的運動主題給老師們,接著馬上捲入1998年底生態保育聯盟、陳玉峰等人發動的「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以及高屏一帶發生的有害事業廢棄物等即時的環境課題;看守台灣引入的焚化爐議題,動物社會研究會發起的經濟動物課題;高高屏反美濃水庫以及配合高雄市柴山會、綠色協會等發起的在地行動等。我們沒有遲疑,立即投入這些運動,而且持續的關懷。

除此之外,我檢討了民間團體運作上的問題,如行政效能不彰、欠缺穩定的經費來源、主事人員流動性高等問題。自我期許要在這個組織上待上10年以上,二者,我特別提醒自己和要求工作人員注重工作的效能和品質;再者,發展長期小額募款的制度,穩定經費收入。幾年下來,這部分的努力有了些成績,目前小額捐款大致可以支撐一個專職人員;辦公室的運作效能和能動性,足以隨時支援和發動一些環境行動;同時2000年開始出版「生態中心」季刊,如今已邁入16期,正持續發刊中,某種程度建立了具有南方視野,民間色彩強烈的環境運動紀錄。

然而,我心中一直有個焦慮,除了因應台灣隨時發生的環境事件外,到底什麼是我們可以長期經營的「?」,別的團體有一座山、一條河、一個社區、一個議題可以持續的關心,生態教育中心好像都沒有?我想到的是,也許我們的山、河、社區,就是老師這個社群吧!於是主辦「柴山生態種子教師培育營」等教師培育營,參與甚至主辦陳玉峰的「環境佈道師培育營」等就成了我們的重頭戲。我們視教育老師為己任。但是這仍然沒有解決我們環境運動、議題選擇的主體性問題。六年來,森林議題的思想養料和行動是接受台灣生態研究中心─陳玉峰的指導,關心的地區在遙遠的北部棲蘭;有害事業廢棄物的問題如此沈重,又找不到可以諮詢的專業人士或學術團體,如果要投入,並非能力所及;地方性的議題,我們多數是扮演配角,沒有時間再拓展。

到底生態教育中心的主體性在那裡?行動的基礎是什麼?再者,組織存續所需的接班的領導者、人才,如何培養,人在那裡?這些都是焦慮的來源。

「人」是個大問題,如何適才適所,又能符合組織的需求已是個考驗,加上組織不斷在摸索的主題性問題,讓我及工作人員不時陷入「到底要做什麼?」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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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心痛的名單】興建湖山水庫,損失的野生動植物…

湖山水庫,這座國民黨規劃,民進黨通過興建的水庫。
預定地除了是全球已知八色鳥分佈密度最高的區域外,更有難以數計的動植物。

然而,環評調查沒有說這裡有八色鳥,也沒紀錄有珍稀植物。
在民間團體不斷施壓之後,水利署才被迫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這裡有植物316種、鳥類81種、哺乳類22種、爬蟲類32種、魚類22種等。本區域之生物多樣性、歧異度非常高,堪稱低海拔生物寶庫。
這是份令人傷心的墓誌,只剩下名字。
我看過怪手剷平湖山水庫所在地山谷的畫面,想起了阿凡達,是那麼寫實。

水庫已經接近完工,這些在淹沒區和工程區的動植物也就消失了。
至於所謂生態保育措施有沒有成效呢?可以請大家檢視相關報告。

根據水利署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斗六丘陵(包括湖山水庫)的八色鳥數量顯示,
因為水庫的開發、清除地表植被,八色鳥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2004年,222隻
2005年,156隻
2006年,162隻
2007年,155隻
2008年,117隻(湖山水庫工程,71-73林班地八色鳥數量變少)
2009年,104隻
2010年,89隻(湖山水庫工程,64-67 林班地八色鳥減少)
2011年,57隻
2012年,34隻(湖山水庫範圍3隻)。

「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101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3.wracb.gov.tw/Public/DownLoads/201356105957055.pdf

台灣已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蔡政府是否具有反省力,
認真檢討錯誤的水資源和產業政策?
湖山水庫是歷史殷鑑。

2016.4.7補記
------------------------------------------------ 【附錄1】湖山水庫‧我的家…
1.1 湖山水庫計畫區植物名錄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台灣山林的悲歌」,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

真正的人道是解決污染,不是遷村

關於大林蒲遷村,做為一個非當事人,要尊重在地居民的選擇;但是,做為一個市民、公民,我有不同的想法。

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目前規劃的大林蒲和鳳鼻頭遷村地點距離臨海工業區僅有三公里,最大的差別在於融入了都市商業區,煙囟的壓迫感會改善,不必直接面對工廠的工安意外和惡性排放,但並沒有脫離重污染區域。
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德國統一至今二十多年,他們成功的改造了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台灣能不能試著把眼光也看向未來的二十年。

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