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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社運】辭別教師會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此聲明辭去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主任,同時也準備辭去教職,讓自己可以全心投入環境運動,謹以本文向所有關心我個人動向的朋友說明。

30歲以前,我除了在學校教書外,同時沈浸在藝術創作中,我認為那就是畢生的追尋;但做為一個知識份子對社會的關心也從未止息,因此,常處矛盾之中。1993年,我從故鄉金門移民到台灣,陸續參與了高雄的環保運動,讓我找到社會關懷的出口,因著這個因緣,1998年在扇平的一個夜晚,教師會創會理事長輝山兄找我懇談,希望我和一群原本在民間環保團體擔任義工的老師,能在教師會成立一個環保部門。對於輝山兄這個如同潘朵拉盒子般的邀請,我頗為掙扎,原因是我知道這不是件跑龍套、玩票的事業,一旦決定投入環境保護的工作,我所鍾愛的藝術創作就得割捨。扇平之夜的半年後,我告別了堅守15年的藝術創作生涯,在教師會成立了生態教育中心,至今剛好滿9年。
9年來,我們開展環境運動與教育不遺餘力,算是不負當年所立宗旨──「推動本土生態教育、以實際行動關懷生態環境」。
然而,維持教職同時從事環保運動的雙重身分,對我個人來說,在不同角色的切換、時間的分配上,衝突越來越大。
前年8月起,我擔任環保署環評委員,這份十分重要的義務職,必需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體力,但麻煩的是去年8月,我已任教11年的永清國小,由於班級數減少,已不能再同意我借調到教師會,於是我不得不自請以超額減班的模式,調到新的學校,尋求繼續借調的機會,雖然有驚無險的解決了,但過程中,學校的文化卻帶給我極大的身心壓力。
在學校與環境公共事務內外交迫下,身體出現警訊,腰痛數月未解,嚴重時不良於行,連上、下床都困難;恰巧,身邊一些年紀不算大的朋友、親戚陸續罹癌,一樁樁生命無常的示現,讓我不得不反省自己的生命歷程,質問自己所為何來?
年屆40歲的我,生命中有一個原本隱約迷濛的呼喚,此時變得越來越真實,那就是還要留在學校嗎?是不是該簡化自己的生命道路,專心從事公共事務,不要再兩頭燒。
一連串的警訊提醒我,是該有所取捨的時候了,但「捨」對我這麼保守的人來說,不是件簡單的事。我任教年資共17年,再過8年可以退休,辭職就沒有退休金,薪資得自行張羅,為此,我的確有過掙扎,然而,我自問,教職是自己畢生志業嗎?如果不是,為何守著這個位置,說穿了,就是為了優渥的薪水和退休金吧?另一方面,經過十幾年投入環境運動的歷練,我已確定這是實踐生命理想的領域,難道不值得為它捨棄世俗的牽拌嗎?
二年的環評委員任期,讓我有機會觀照全台環境問題,但也認知到現今的環境問題,是糾結百年台灣文化,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外加現今全球化、財團的全面壟斷下的產物,這股由政府、大財團、人民組成的共犯結構,絕非幾個環評委員能抗衡,更不是短線操作可以解決。這是長遠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的重大改造工程,其中,最要緊的是發展有影響力的民間監督力量,我心之所繫,即是這個長久之計。
對於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生態教育中心,心中當然不捨,但是在環境保護的工作上,不只教師會有責任,社會各階層都有責任;教育界少了我,算不得什麼損失;教師會中人才濟濟,定能在環境保護的社會工作中找到恰當的著力點。但環境保護運動,是需要10個、100個…,更多的有心人士投入,開展全方位的環境運動,在教育、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層面實踐中,展現對於生界的愛與慈悲,創造台灣溫柔、堅定的新生力量。
安於現狀,對於未來的擔心、害怕,不時起伏的焦燥、不確定的心裡狀態,確實是很強的生命慣性,不過經過幾個月的沈澱,我在內心澄靜且充滿著感恩的狀態下,做了離開教師會和教職的決定。感謝九年來,有這麼多的師長、朋友,甚至是站在對立面的環境破壞者,幫助我開闊生命的格局。能夠找到自己生命道路的人是幸福的,這不是犧牲,只是個人的選擇,其中最要感謝的是太太的愛與支持。

感謝教師會讓我有機會帶著教職參與台灣的環境保護運動,感謝教師會歷任理事長輝山、銘彬、正明、宗煌兄,以及歷任理監事、會長們、會員們,對根政與生態教育中心工作伙伴的愛護與支持。
感謝林岱瑾、蔡亦琦、薛淑文、王敏玲等專、兼職的工作伙伴,無怨無悔的付出,還有素玲、筱萍…等朋友提供的協助。
關於生態教育中心的後續發展,正由教師會理事會討論之中,我衷心期盼教師會能夠繼續支持「生態教育中心」這條社會關懷的道路,成為一股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至於我個人,正與社會各階層關心環境的朋友們,籌劃一個關心台全環境事務的新組織,根政將立足高雄,爭取更多人民的支持,集結社會資源,期能發揮更大影響,同時培養新世代的社運、政治人才。同時不排除任何為台灣長遠發展付出的機會。

祝福大家家庭幸福!
台灣社會、環境都圓滿!

李根政20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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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心痛的名單】興建湖山水庫,損失的野生動植物…

湖山水庫,這座國民黨規劃,民進黨通過興建的水庫。
預定地除了是全球已知八色鳥分佈密度最高的區域外,更有難以數計的動植物。

然而,環評調查沒有說這裡有八色鳥,也沒紀錄有珍稀植物。
在民間團體不斷施壓之後,水利署才被迫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這裡有植物316種、鳥類81種、哺乳類22種、爬蟲類32種、魚類22種等。本區域之生物多樣性、歧異度非常高,堪稱低海拔生物寶庫。
這是份令人傷心的墓誌,只剩下名字。
我看過怪手剷平湖山水庫所在地山谷的畫面,想起了阿凡達,是那麼寫實。

水庫已經接近完工,這些在淹沒區和工程區的動植物也就消失了。
至於所謂生態保育措施有沒有成效呢?可以請大家檢視相關報告。

根據水利署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斗六丘陵(包括湖山水庫)的八色鳥數量顯示,
因為水庫的開發、清除地表植被,八色鳥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2004年,222隻
2005年,156隻
2006年,162隻
2007年,155隻
2008年,117隻(湖山水庫工程,71-73林班地八色鳥數量變少)
2009年,104隻
2010年,89隻(湖山水庫工程,64-67 林班地八色鳥減少)
2011年,57隻
2012年,34隻(湖山水庫範圍3隻)。

「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101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3.wracb.gov.tw/Public/DownLoads/201356105957055.pdf

台灣已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蔡政府是否具有反省力,
認真檢討錯誤的水資源和產業政策?
湖山水庫是歷史殷鑑。

2016.4.7補記
------------------------------------------------ 【附錄1】湖山水庫‧我的家…
1.1 湖山水庫計畫區植物名錄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台灣山林的悲歌」,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

真正的人道是解決污染,不是遷村

關於大林蒲遷村,做為一個非當事人,要尊重在地居民的選擇;但是,做為一個市民、公民,我有不同的想法。

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目前規劃的大林蒲和鳳鼻頭遷村地點距離臨海工業區僅有三公里,最大的差別在於融入了都市商業區,煙囟的壓迫感會改善,不必直接面對工廠的工安意外和惡性排放,但並沒有脫離重污染區域。
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德國統一至今二十多年,他們成功的改造了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台灣能不能試著把眼光也看向未來的二十年。

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