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我與社運】環境運動雜記

李根政(2004.6.6)

現今不管是環境運動等社會運動,或由此要發展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都必需重新面對「我們的群眾」在那裡?有多少的問題。

過去,和民進黨一起的日子,會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民進黨的支持者,就是我們的支持者。有些認為,民進黨是接收社運動資源從中建立自己的政治版圖,例如從反公害運動中看到有機可乘,從中介入接收資源的部分民代;但傲僈的部分政治人物,如陳文茜則解讀為是政治運動帶著社會運動往前跑。

然而,這些爭辯應留待歷史公斷了,2000年政黨輪替,以及2004年阿扁的再次執政,都讓我們看清:

民進黨不一定支持環保或其他進步的新社會理想。

民進黨的支持者,不一定就是支持環保的群眾。

而國民黨欠缺和這股民間社會對話的企圖,與民間團體的距離始終很遙遠。

如今,多數的台灣人民仍將統獨、黨派等意識型態做為選票的終極考量,而非切身之民生問題,以及攸關世代公義,子孫發展的環境問題。

相較國民黨的執政,民進黨政府並非沒有進步。

在口號上,從總統、閣揆以降,永續發展,保護生態頓時成了響亮的口號,但令人不解的是一椿椿破壞生態至鉅的工程卻一再成了選舉牛肉。

而在政務官方面,他們的確是比較了解民間社會的理想性,而不得不承認有其被政治現實、體制的束縛的困境;但同時他們也算準了解民間社會的虛弱,動員有其極限,很難持續給與壓力,同時很難反映在選票上。

最近有二件事,可以拿來探討,其一,四月二十七日,環保團體在行政院抗議新十大建設中的蘇花高、人工湖等案,過程中,前祕書長劉世芳以抗議群眾中「沒有大老」所以不出面接見。這種心態,凸顯了民進黨執政後與當前的社運結構脫節的現象,以為只有大老在環保界中才有代表性。

其二,經建會張景森副主委一句反高山纜車的環保人士是「思想幼稚、知識貧乏」,張景森的話,也許只是道出了許多參與或了解民間社會普遍虛弱的執政者心態。
如果我們從另一種角度解讀,我們會認為張景森的話不無道理。

因為環保人士充滿理想性,在處處講權謀、利益交換的現實世界裡,的確是顯得「思想幼稚」;另一方面,因為一個建設案通常是枆費數以千萬計,委由數百、數十人組成的顧問公司進行規畫,以及組織龐大的政府部門所主導,加上迄今資訊的不公開狀況,區區幾個「義務、業餘」的環保人士與其相較當然是「知識貧乏」。

再者,台灣的學者,通常以「學術中立」為其推缷社會責任的擋箭牌,極少願意挺身而出,出面指陳決策之錯誤;再者長期仰賴政府計畫,「拿人的手軟,吃人的嘴軟」情形非常普遍,更不願意與出錢的機關相抗衡。然而,吊詭的是,這個專業領域他們再不說話,其他人說的話都屬於不專業的話,因此,台灣的產、官、學界多數沆瀣一氣,同為環境破壞的殺手,或是沈默的幫凶。所謂的學者從未理解,他們的研究經費是來自納稅人的錢,是要其維護最大、長遠的公共利益,而非維護出錢的政府機關中公務員的既得利益(權力、錢、及其共生體系)。

環保人士所面對的是「專業的環境破壞者」政府和污染性的企業。在他們面前,我們的確是「思想幼稚、知識貧乏」。

然而,相較而言,我們認為一個被賦予權力、給與薪資的政務官,當然要扛起更多的責任,因為一個錯誤的決策,可能損及長遠的公共利益,保持謙虛、自省,而非自大傲慢的自以為是,相信是一個擁有權力著必要的品德。但如今,扁政府部分的政務官卻少了謙遜,以傲慢和執著在推動政務,張景森是一例,公共工程會郭清江之執著於「生態工法」,完全不理會民間一再以實例提出的批評也是一例。

這是一場從不對等的遊戲,而且永遠不可能對等。但也正是由此凸顯了民間社會的可貴,以及迫切的需要社會的支持。在這個只著眼於政治、權力對抗、益分贓的政黨政治中,民間社會正發揮著彌補公共政策監督的角色,盡管力量微弱…

我們必需以五十年、一百年的尺度,以生界的總體利益為基準,而非以短利來判斷一個政策的對錯。一開始就不對的政策,或是因時空位移,過去好的政策,如今卻是壞的政策,則需要修正。這樣的修正是必要的,不能簡單評為「政策搖擺」。

民間團體、運動者的努力,不僅在阻止錯誤政策,節約人民納稅錢上有貢獻,許多運動本身即是一種廣泛的公眾教育,不知不覺的形塑了人民的價值觀,正是這群人以無私的精神,為環境、為世代的利益把關,但是這個社會顯然沒有給與這群無私的運動者應有的支持。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一份心痛的名單】興建湖山水庫,損失的野生動植物…

湖山水庫,這座國民黨規劃,民進黨通過興建的水庫。
預定地除了是全球已知八色鳥分佈密度最高的區域外,更有難以數計的動植物。

然而,環評調查沒有說這裡有八色鳥,也沒紀錄有珍稀植物。
在民間團體不斷施壓之後,水利署才被迫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這裡有植物316種、鳥類81種、哺乳類22種、爬蟲類32種、魚類22種等。本區域之生物多樣性、歧異度非常高,堪稱低海拔生物寶庫。
這是份令人傷心的墓誌,只剩下名字。
我看過怪手剷平湖山水庫所在地山谷的畫面,想起了阿凡達,是那麼寫實。

水庫已經接近完工,這些在淹沒區和工程區的動植物也就消失了。
至於所謂生態保育措施有沒有成效呢?可以請大家檢視相關報告。

根據水利署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斗六丘陵(包括湖山水庫)的八色鳥數量顯示,
因為水庫的開發、清除地表植被,八色鳥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2004年,222隻
2005年,156隻
2006年,162隻
2007年,155隻
2008年,117隻(湖山水庫工程,71-73林班地八色鳥數量變少)
2009年,104隻
2010年,89隻(湖山水庫工程,64-67 林班地八色鳥減少)
2011年,57隻
2012年,34隻(湖山水庫範圍3隻)。

「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101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3.wracb.gov.tw/Public/DownLoads/201356105957055.pdf

台灣已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蔡政府是否具有反省力,
認真檢討錯誤的水資源和產業政策?
湖山水庫是歷史殷鑑。

2016.4.7補記
------------------------------------------------ 【附錄1】湖山水庫‧我的家…
1.1 湖山水庫計畫區植物名錄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文☉李根政,2016

2005年,筆者寫了一篇文章「台灣山林的悲歌」,簡略描述森林開發破壞史,由於是為了提供讀書入門,文章撰寫相當簡略,不足以呈現台灣山林開發的完整面貌。
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1945年~~國民政府時代,伐盡台灣檜木林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除延續日人所遺留林場外,更捨棄原有的伐木鐵路、索道,改開闢高山林道,進行新林場全面皆伐的作業;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1958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分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這一連串耗竭式的伐木政策,鑄下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無止境的災難。
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

真正的人道是解決污染,不是遷村

關於大林蒲遷村,做為一個非當事人,要尊重在地居民的選擇;但是,做為一個市民、公民,我有不同的想法。

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目前規劃的大林蒲和鳳鼻頭遷村地點距離臨海工業區僅有三公里,最大的差別在於融入了都市商業區,煙囟的壓迫感會改善,不必直接面對工廠的工安意外和惡性排放,但並沒有脫離重污染區域。
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德國統一至今二十多年,他們成功的改造了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台灣能不能試著把眼光也看向未來的二十年。

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