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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社運】為根政喝采─兼說弟子

文☉陳玉峰(2007/6/24)

任期兩年將於七月屆滿的國家第六屆環評委員李根政老師,於2007年6月下旬辭退了高雄市教師會組織的工作,也將辭去教職。打算全心全力投入台灣環運等,恆無止境的志業或獻身;或為向其伙伴交代,他書寫了許多告白性文章,字句平實、樸素懇切而不時流露大我的社會人格,無意間彰顯出這時代最最欠缺的尊嚴人性、可貴情操。

我除了預祝、慶幸台灣此時此刻尚見諸多救贖心志外,也藉此向根政祝賀人生大轉捩,但願此去波瀾壯闊、揮灑自如。關於根政令人動容的生涯告白等文章,朋友們可逕上其網閱讀,無庸我畫蛇添足引介。

而5月間,朱玉璽先生以「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參與環境運動的歷程研究」為題,作為其碩士論文的申論,其探討的核心或靈魂人物當然是李根政先生,因此,朱來函要求口訪筆者,列出訪問題綱17項,其中3項事實上皆圍繞在我對根政的看法。問句例如:「…運動中,您很信任根政…,您如何看待與根政的關係?很多人把根政認定是您的大弟子,您是否認同,為何?…您印象中的李根政,其領導特質為何?…李根政…是台灣史上破天荒的由環保人士當環評委員,…您如何看待根政的參與其中?…」

恰巧的是,根政在辭職、投入新運動組織的轉機期,拋出的告白文中,也提出類似的疑問或弔詭,「什麼是大弟子?」「弟子」是要強調某種思維、價值、模式、典範或之類的代間傳遞、薪火相傳,或是某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僅限於現行教育體制內的師生關係?

身兼教職的根政,似乎對「弟子」一辭,無法避免於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的認定,也懷抱著古典衣缽之類的迷思,從而質疑別人「認定」的「大弟子」的名詞與內涵,令筆者想起若干往事。

若依體制內單純師生關係,筆者在擔任台大植物系助教之際,帶的第一屆學生也算是師生關係,那麼楊國禎教授殆即筆者的「大弟子?」李根政老師乃筆者在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期間,所謂「指導」名下的畢業生,然而,社會上若干人認為李根政乃筆者大弟子的原因,部分雖指指導研究生的制度面,實質上可能較傾向環境或保育運動的傳承或象徵,但這也正是根政懷疑的弔詭面。

筆者在台大植物系碩士班就讀期間,恰逢林俊義教授自美歸國,他在台大動物系兼了一門當年熱門的「島嶼生態學」課程,我修習該門課,因此,建立起正式的師生關係。後來,筆者為其競選立委而辭去玉山國家公園課長職,也順理成章的成為東海大學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首屆的第一個畢業生,因而林教授之於筆者,乃道道地地的老師,筆者當然是其弟子,社會上一些人或文章也徑自宣稱筆者「深受」林教授的「影響」。然而,如同根政之質疑,筆者亦「質疑」我的老師林教授。

此間原委饒富奇妙,茲舉一例象徵之。

就生態專業而言,筆者之於台灣植被(包括博士論文等),幾乎看不見林教授任何「指導」痕跡,實質上殆也無相關,筆者與林教授與其說是師生關係,毋寧是在人類公共人格上的契合,分工合作,在社會可著力處,因緣聚合。曾經,在選舉期間,林教授與筆者發生激辯,他不經意地說溜了嘴:「你,就是還沒有臣服於我。」這句微妙的話語,從動物到人皆然,狗忠於人,乃狗將主人視為狗首;修習者服膺於上師,必經過心腦靈的臣服,真正心肝情願地成為「弟子」者,大致取義於此,但一般師生通常未及此境,且師、生之間動輒相互誤解。

根政於筆者似乎亦然。

根政好像並未由筆者身上學到專業(植被生態等所謂學術的特定程度),只是在思維方式、思考習慣、價值取向等,透過社會運動繁瑣的過程中相互討論,基本上,根政具備濃郁的正義感,且在付諸有效行動方面,其效率就筆者所知無人能及;其與筆者互動過程中,早已熟諳筆者化約、提綱契領、不落廢話的要求,何況交往多年,絕大部分話題只以公共事務為內容,私人情誼幾乎不落言詮,若有私人情誼,也是建立在社會人格的欣賞,卻未曾往個人延伸,筆者從來以朋友視之,未嘗念及所謂師生,遑論什麼「弟子」。

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對於「術業有專攻,聞道有先後」大多耳熟能詳,這也擺明了制式的師生關係只是形式而已,而老師、弟子之間得以成立,關鍵在於弟子的心態,因此,不管體制如何,社會觀點如何,核心的問題在於「弟子」心中,面對老師○○的感受,以及其內在的態度,其餘並不重要。真正的弟子在於心念受到何等啟發,進而左右生涯、人生價值觀,而不需任何形式的師生關係;豈只三人行必有我師,私淑、神交古人亦師也。

因此,根政是誰的學生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政之與社會的關係。根政於台灣環境議題的歷史、政治社會等現實困境、全國各環保團體特質、文化或社會氛圍、公共議題之個人如何切入、分析與整合議題的能力、社會人格與無私付出的程度、環境或生態事務所經歷的多樣性、領導能力與心智成熟度、價值觀的格局與緩急輕重的判斷、行動果斷力效能效率、待人接物的態度、處理人際糾紛的智慧、穩定度以及堅持度、柔軟心或善巧方便…等等,可謂已臻上乘,在筆者有限所知的老、中、青代,目前投入環境工作者,很難找出其右者,或說各有殊勝,但根政絕對是其中翹楚。筆者只祈求台灣社會多一點根政之流,而不必過份稱讚根政。

除了社會共業或台灣命運,或一些人力無可回天的機運,乃至於若干個人先天、後天等玄學或非關條件、能力者之外,根政今後的獻身,很難看出不能成功的理由,何況台灣善根、大德濟濟多士,必將襄贊根政,共同為台灣注入新契機。

但願普天之下,更多的根政現身,在全方位社會公共志業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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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心痛的名單】興建湖山水庫,損失的野生動植物…

湖山水庫,這座國民黨規劃,民進黨通過興建的水庫。
預定地除了是全球已知八色鳥分佈密度最高的區域外,更有難以數計的動植物。

然而,環評調查沒有說這裡有八色鳥,也沒紀錄有珍稀植物。
在民間團體不斷施壓之後,水利署才被迫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這裡有植物316種、鳥類81種、哺乳類22種、爬蟲類32種、魚類22種等。本區域之生物多樣性、歧異度非常高,堪稱低海拔生物寶庫。
這是份令人傷心的墓誌,只剩下名字。
我看過怪手剷平湖山水庫所在地山谷的畫面,想起了阿凡達,是那麼寫實。

水庫已經接近完工,這些在淹沒區和工程區的動植物也就消失了。
至於所謂生態保育措施有沒有成效呢?可以請大家檢視相關報告。

根據水利署委託顧問公司調查斗六丘陵(包括湖山水庫)的八色鳥數量顯示,
因為水庫的開發、清除地表植被,八色鳥的數量已逐年下降:
2004年,222隻
2005年,156隻
2006年,162隻
2007年,155隻
2008年,117隻(湖山水庫工程,71-73林班地八色鳥數量變少)
2009年,104隻
2010年,89隻(湖山水庫工程,64-67 林班地八色鳥減少)
2011年,57隻
2012年,34隻(湖山水庫範圍3隻)。

「湖山水庫工程生態保育措施」101年度工作報告
http://www3.wracb.gov.tw/Public/DownLoads/201356105957055.pdf

台灣已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
蔡政府是否具有反省力,
認真檢討錯誤的水資源和產業政策?
湖山水庫是歷史殷鑑。

2016.4.7補記
------------------------------------------------ 【附錄1】湖山水庫‧我的家…
1.1 湖山水庫計畫區植物名錄

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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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許多網友常常引用前二段的數據,我認為有必要呈現數據的來源,於是進行了這部分的補註和部分修訂,提供各界參考。 ------------------------------------------------ 1912年~~日治時代,開啟伐木事業
台灣大規模的伐木事業開始於日治時代,1912年,阿里山區第一列運材車自二萬坪開出。自此,台灣百萬年的原始檜木林開始遭到慘烈的殺戮,漸次淪亡。如今,阿里山留有一座樹靈塔,即為日人大量殺伐檜木巨靈以至手軟、心驚,不得不建塔以告慰樹靈。總計在1912年~1945年間,官營的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場共砍伐森林約18,432公頃、材積約663萬立方公尺,平均每年伐木20萬立方公尺左右。(註一)
日治的伐木事業,以完整的森林資源調查為本,編定森林計劃、劃分事業區,奠定了台灣現代化的林業經營的基礎。前林業試驗所所長林渭訪對此給予「伐而不濫、墾而有度」的正面評價。
然而,高山的伐木所代表的也是對原住民的步步逼近與管控,當數條深入內山、橫貫東西「撫番」道路開闢完成,原住民也隨著檜木巨靈傾倒,被迫往山下遷移,爾後日益失根、凋零。緊接著在二次大戰末期,實施戰備儲材,日本當局允許軍部直接伐木,為了取材方便,甚至連保安林都大肆砍伐,20萬公頃以上的林地遭廢,為日本治台留下一頁山林的血淚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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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八七水災」發生,次年又發生「八一水災」,1963年「葛樂禮颱風」,又引起大水災,此時社會輿論已有檢討之聲,但伐木量仍急劇昇高,1965年到1975年之…

真正的人道是解決污染,不是遷村

關於大林蒲遷村,做為一個非當事人,要尊重在地居民的選擇;但是,做為一個市民、公民,我有不同的想法。

高雄市大林蒲、鳳鼻頭一帶確實是被工業區隔離,成了都市邊埵孤島,但林園的汕尾、中芸、西溪一帶,或者大寮許多地方,情境也類似。走出了高雄,我們又如何看待走不掉的彰化台西村?雲林麥寮、台西人?
政府應該告訴人民,這些被污染逼到邊緣化的人們,每天呼吸到的空氣,和大林蒲人有什麼不同,健康風險如何,是否也要來遷村?
事實上,臨海工業區590家工廠、800根煙囟造成的困境,不只是大林蒲和鳳鼻頭,也是高屏地區的困境。前鎮小港地區三、四十萬居民,同樣緊靠著臨海工業區;高雄最南端的林園工業區旁住著近八萬人,而區內新三輕的產能剛從23萬噸乙烯提高到60-80萬噸,中下游工廠也還在增產或更新,數十年內,這些人民註定或被迫要和工業區共同生活,而空污則影響整個城市,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
目前規劃的大林蒲和鳳鼻頭遷村地點距離臨海工業區僅有三公里,最大的差別在於融入了都市商業區,煙囟的壓迫感會改善,不必直接面對工廠的工安意外和惡性排放,但並沒有脫離重污染區域。
最近在看林育立先生的新書《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裡面寫到:兩德統一前,東德的洛特伊石化工業區和周圍化工廠,曾經是全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地區,統一之後,德國政府成立了專責單位進行污染整治,打造良善的基礎建設,二十四小時嚴密監測水電,消防、空氣和噪音,定期大修煉油廠,確保工安環保都到位。根據最近的民調,八成國民同意化工業是重視創新的產業,信任度達七成。
德國的工業區不像台灣緊臨著人口密集的社區,政治和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但如果從現在開始,致力於改善臨海工業區、林園工業區的污染。第一個目標先把各種污染排放降到健康風險可以接受的程度,達成零事故,沒有任何意外、違法偷排;第二個目標,讓所有回饋金透明公共化,確保用於改善居住品質的公共投資;致力於強化隔離綠帶功能,聯外交通的安全便利等;第三,以循環經濟的新規範開始從改造工業區,逐步推動產業轉型。這不是比遷村更該優先做的事?
德國統一至今二十多年,他們成功的改造了高污染的石化工業區,台灣能不能試著把眼光也看向未來的二十年。

近年倡議「循環經濟」的黃育徵董事長,今年三月在高雄的新書發表會上說:如果我們是以一、二年的尺度來看,你會覺得這不可能;但如何設定在2035年,剛好是一個小孩出生到成年,從現在就開始努力邁向循環經濟…